甘泉学派的思想变革及发展

        有明一代，心学特盛，整个学术的轨迹由陈白沙先生开启明代心学之变革，由阳明学派集大成，而湛若水及其创立的“甘泉学派”则间于二者之中，在明代心学阵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学派在阐扬、发挥白沙和甘泉心学，以及与阳明学派相互辩难的过程中，发展出较具特色的学说，为岭南心学及整个中晚明时期心学的兴盛与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

　　为岭南心学注入新活力

　　湛若水是陈献章先生学说理论的直接继承和改造人，他在继承陈献章心学宗旨的前提下，又作了重新诠释和改造：扬弃其师“静中养出端倪”说，主张“动静一体”；在接受其师“自得”“以自然为宗”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体认于心，即心学也”“随处体认天理”等主张；纠正其师学说过于倾向内省等缺失，倡导“合内外”之学等。比如，在动静问题上，湛若水不赞同其师一味求之于静的做法，而主张贯通动静。特别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岭南心学的适用面和来源。湛氏被视为岭南心学的传人，与其创发此说不无关系。与陈献章的“自得”说相比，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显得更为理性、平和：它淡化了陈氏“自得”说中宣扬直觉体悟和神秘体验的内容，为当时士人践行道德提供了可下手之处。

　　所谓“随处”是指“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在他看来，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应体会、实践心中的天理。由此而言，湛门后学也能通过湛若水，消化、发挥陈献章之说。可以说，正是通过湛氏及其后学的弘扬、创造性的诠释和不断赋予新义，才使得陈献章创立的岭南心学绽放异彩，并逐渐蔚为大观。

　　推动中晚明时期心学发展

　　湛若水出生于岭南，受学于岭南心学开创者陈献章，湛氏后来的足迹却踏遍岭南，其学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岭南地区。他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多达数千人，且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不乏颇具声望者。因此，以湛若水为代表的甘泉学派，不但为岭南心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促进了整个中晚明时期心学的发展与繁荣。

　　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说标宗，在中晚明心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湛门部分后学既能在学术上与湛学相呼应，又能别开新义，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中晚明心学的内容。试举两例：洪垣是湛若水的得意门生，被湛氏视为“可传吾钓台风月者”。洪垣对其师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有独到的诠释，他认为，“体认天理”应是“不离根之体认”。这种“不离根之体认”既强调了道德主体的作用，又强调了天理的超越意涵，而不是简单的自我探求或者简单逐物。唐枢也是湛若水较为欣赏的弟子之一，是湛氏的入室弟子。唐枢在会通湛、王两家学说的基础上，标举出“讨真心”说。他说，真心乃人实有之心，是人自知的所在，无贤愚，无古今，无老幼，无操舍，无贵贱。这里的“真心”与陆王心学中的“本心”“良知”概念十分相近。依唐枢，拈出一个“真”字，可将其与感性欲念之“心”相区别。“真心”人人具足，并无亏欠，但若桎梏于过多的欲望之中，“真心”会暗而不彰，因此讨求“真心”的工夫就不可缺少。此处之“讨”，即湛若水所言之“体认”，或王阳明所言之“致”。通过“讨”的工夫，可使“真心”成为人行为的主宰，可以说是两家心学思想融汇贯通的产物。

　　另外，湛门后学吕怀注重阐发“变化气质”说；何迁倡导“知止”说；冯从吾之学重会通而求自得，强调从“本源处透彻”等。明代中叶以来，心学能够走向兴盛、繁荣，固然有赖于王阳明的创发以及王门后学的传播与推广，但不可否认，以湛若水为代表的甘泉学派也有较大功劳，此学派是中晚明心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殆无疑义。

　　湛王之辩开启心学发展不同面向

　　湛若水与王阳明在学术上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歧异之处，两人曾进行过数次辩论。

　　湛、王对内外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歧。二者均是中晚明时期心学的中坚人物，尽管他们都持心学立场，但对一些具体论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因而争辩在所难免。相较而言，王阳明更主张向内自省、反躬自求；如果不返求内心，向外追逐，则愈求愈远，反而不利于成就道德。这种突出本心和良知的做法虽然简约易行，却产生了漠视事物存在、忽略客观知识的弊病，因而遭到湛若水的批评。湛若水在彰显心学的同时，部分地保留了朱熹学说重“智”的思想，及对客观物理的探索精神。二人不同的思想倾向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后学。湛门后学多倡导“合一”论，主张兼顾内外；王门后学则多突出本心、良知的主宰功能。正是有这些不同面向的存在，才使得心学异彩纷呈，成为中晚明时期的主导性思潮。

　　湛门后学纠弹王学末流之弊

　　王阳明意气风发，敢创新论。阳明心学推动了明代中叶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也埋下了明末王学弊病丛生的祸根。一些王学末流逐渐突破了阳明心学的藩篱，滋生了玄荡、放纵及空疏等流弊。这种状况引起了当时不少学者的不满，包括湛门部分后学，他们起而批评、矫正王学末流之弊，以扭转盛行于明末王学中的玄虚之风。甘泉学派对于明代心学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亦可由此略窥一斑。

　　湛若水的及门弟子唐枢一方面致力于调停湛、王之学，另一方面又救治了王阳明及其部分后学轻视修养工夫的弊病。他倡导“讨真心”说，突出躬行践履，旨在使儒家心性之学落于实地。唐枢门人许孚远与王门后学周汝登，就“无善无恶”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周汝登在南京讲会宣讲“天泉证道”的有关问题，对阳明高足王哉的“四无”之说赞誉有加。许孚远认为“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于是撰作《九谛》，对周汝登的观点进行辩难。周汝登则作《九解》，对《九谛》加以回应。在许孚远看来，若倡导“无善无恶”说，就会与“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发生矛盾。原因在于，讲“无善”，自然就不需要追求善；讲“无恶”，就不需要消除恶，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忽视“为善去恶”的道德践履。许孚远辩难王门“无善无恶”说，目的是为了端正学风，进而重振世道人心。此外，湛氏的三传弟子冯从吾批驳了王学末流中出现的禅学化倾向，力辨儒释之异。王阳明心学对佛、道的思想资源多有吸收和借鉴，尤其受到禅宗的影响。阳明心学发展到明末，禅学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冯从吾对这种掺禅入儒的做法十分反感，他从心性本体论、修养工夫论等方面，对王学末流中的禅学化倾向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并进行了纠正。

　　湛门后学致力于纠弹王学末流之弊，应该说，此举有其积极正面的价值，它对明末王学中的玄虚之风有所抑制。当然，有的湛门后学（如唐伯元、杨时乔等）对王学的辩难、斥责则不完全合理，带有意气之争。

原载于：人文岭南第8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