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兵经历

1920年农历8月23日，我出生在贵州桐梓县兴隆溪源联保。当时家里有五弟兄，我是家中的老大。由于家庭很穷，我只读过一年私塾，然后在家务农,空闲时学做篾匠活路。我20岁那年，开始在水口庙小街上卖盐巴。盐巴税收很高，我从盐贩子那里赊货，出售后收入微薄，也为家庭解决了一些困难。

1943年夏初，我在乡场上赶场，正巧碰到国民党部队拉兵，他们只要见到青年男子，不问青红皂白就上前捆绑。当拉兵的想用绳子套我时，我就和他们争执起来，说家里双老年迈，几个兄弟年龄还小，我要照顾他们。几个拉兵的哪管你这些，我没来得及给父母打声招呼，就被他们连推带攘拉走了。

当时兴隆溪属于桐梓羊磴区署管辖，我们就被送到那里集中。在路上，拉兵的怕我们逃跑，就用绳子穿过我们衣袖，把队伍连成一长串，走了两天路到达桐梓县城，然后坐货车去到省城贵阳。

在贵阳，我们被编入何绍周的第8军辎重团。部队在贵阳集结后，然后行军去云南。一路上，每个人都要背30斤大米走路，走不动还要挨打。记得部队经过贵州的万城、长街，又经过云南的曲靖到达昆明。然后在昆明坐小火车，去到河口县，那里紧靠越南边境。  

在河口期间，天气酷热，辎重团的条件很差，部队后勤供给得不到保障，且战线拉得很长，首尾不能相顾，就拿我们这些士兵来虐待。那时部队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就是一大碗糙米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里面还掺了不少沙子和毛谷子。吃饭时还要规定时间，吃不饱就只能挨饿。我们饿得没有办法，有时只有偷老百姓地里的包谷、梨子来充饥。

何绍周是贵州兴义人，抗战期间，他从黔军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103师长。以后一路攀升，先后任第11军副军长、第8军副军长、第10集团军第88军军长、中国远征军新编第8军军长等。我们这些新兵大多是贵州人，何绍周才不管这些，他一点都没老乡的人情味。

由于部队生活待遇不好，就出现了有很多逃兵，逃兵跑不脱被拉回来你就要认得他，不死也要脱层皮。惩罚一般是把逃兵捆在长板凳上，让全连士兵集合起来，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每人上前打一扁担，打得你皮开肉绽，叫爹喊妈都救不了你。即使这样惩罚，一有机会还是经常出现逃兵。

我在辎重团呆了3个多月，实在没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有点想家了，家里生活虽然也恼火，但不受人欺辱。新兵集训结束，管理稍微松懈了点，我和一个伙伴商量，就悄悄跑了。 我们逃出来不远就分手了，我一路帮人编篾货，一路朝家乡方向走，来到兴义万屯一带，心想再过一二十天就回兴隆老家了。因为我身上穿的军服，还有口音不同，结果又被发现了，被逮到送到盘县的新兵师管区关押，一关又是3个月。当时我们听老兵讲过，当逃兵千万不要带枪跑，带枪逃跑就是叛变行为，逮到你就非死不可。在新兵师管区，各地的逃兵和壮丁都关押在这里，每天都是听长官训话；这时正遇到当地伤寒病流行，我们一百几十号人，最后只剩五六十人活下来。

这年秋季，我们这批兵被送往云南祥云县的美长村，我被编入第54军14师42团3营9连8班。军长霍揆彰，副师长龙天武，团长欧阳宪，营长王煜赞（音），连长刘显怀，排长姓汪。54军的生活待遇要好得多，新兵穿的都不一样。在8班没多久，部队知道我有点文化，就调我去军部通信排，担任总机班的副班长。班长姓张，以前我没有学过通信兵技术，张班长就耐心教我，我很快熟悉了总机房设备，熟悉了各个号码的对应插口。

在军部通信排，我的人缘很好，我给汪排长补过衣服和被子。汪排长对我还算可以，他曾叫我去当勤务兵，我借故没去。总机班吃饭不统一，汪排长就给炊事班打了招呼，只要我去吃饭，饭菜尽管吃饱。那时，部队也灌输抗战、保家卫国的思想，我当时不完全懂，只要求吃饱穿暖，把新兵当人看的部队我就拥护；也晓得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才能早点回家与亲人团聚。

汪排长虽然对我好，但他有点兵痞习气，幸好我没给他当勤务兵。记得军营附近，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她女儿回娘家，给她送了几升米、一罐蜂糖。老太婆眼睛是瞎的，东西就放在枕头边。待她女儿走后，排长就公开抢走老太婆的蜂糖。这个老太婆不甘心，就大声骂排长：你欺侮我这瞎眼子，今后你上了战场一定不得好死！排长听了很气愤，就用棍子打她，还去堵她的嘴巴。

我看了不忍心，就上前给排长敬礼，制止它的行为。排长又转过来骂我不开窍，还说要处理我，最后硬是把蜂糖拿走了。过了几天，我借口胃痛，需用蜂糖做药引子，把排长的蜂糖哄过来，然后悄悄给老太婆送了回去。后来，我们参加缅甸密支那打仗，排长真的没有了消息；我的衣服被机枪打穿了几个洞，左手臂也被打断了，但最终还是保住了一条命，可能就是那次积的功德。

二、印度受训

1944年的正月十六，我们出国去印度培训，是坐飞机去的。走之前部队要普遍进行体检，要求身体好、眼睛没有沙眼、脑壳反应快的士兵；凡是身高体重不够的，身上有疤痕的都不能去。第一回登上飞机，腰杆上拴了保险带，还是有点心虚，幸好有那么多人壮胆，大家就不怕了。当时，我们称飞机有三个“脑壳”，是把机头和两边机翅都当成了机脑壳，闹了个大笑话。当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下面的大雪山，在空中我一点都不感到头晕，飞机在印度的汀江机场降落。在这里我们打听到，汀江当时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座军用机场，专门运送中国的物资和人员，驾驶员都是美国人。下了飞机，我们乘坐汽车，去到一个平缓的山上，住进了新帐篷。帐篷是美国人提供的，每天都要消毒两次。部队全部安顿下来，两天后就开始了正规训练。

在集训队，美国人担任我们的教官，除了学习步兵武器，还要跳木马、翻单杠和双杠、跳高跳远，晚上还要学习夜战。在集训队，我们使用的全是美式步枪，美国教官要求很严，他给我们训话，经过翻译是“人在枪在”、“人在阵地在”，如果谁把枪支遗失了，将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学野战的时候，我们还经过了“女儿国”，那里的女娃儿很多，都长得很乖，我们的纪律很严，也不敢招惹她们。训练期间，我们还练了跳伞，教练讲解了跳伞的要领，几天后小飞机就把我们运到空中，教练教我们一个个往下跳。出国前我们不了解，为啥身体要求这样严，去了集训队才知道，我们已经是跳伞兵了。

副师长龙天武对士兵很好，经常下到集训队来看望我们，鼓励大家好好训练，上了战场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在印度期间的生活待遇很好，每天早上都有一大杯牛奶，还有面包；中午和晚上，都有米饭和牛肉羊肉、猪肉鸡肉、以及豌豆四季豆等，除此以外，还有花生米和香烟。所有的食品，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后来我们转到了蓝姆迦训练，那时我们对地理位置一窍不通，甚至张冠李戴，认为蓝姆迦就是南海，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住的地方。后来才晓得，我们集训的汀江和蓝姆迦，都位于印度的东北部，蓝姆迦与中国的南海一点都不沾边。

1944年4月下旬，远征军突袭密支那战斗打响了。密支那是缅甸北部的边陲重镇克钦邦的首府，当时是日军的占领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参战前，我们驻印度的远征军又进行了整编，由1个军扩编为两个军，即原54军除14师外，加上其他部队组成新编第1军，军长为孙立人；我所在的14师加上50师、22师组成新编第6军，军长为廖耀湘，师以下的建制没有改变。后来，听师领导解释，部队整编不单是增加了兵员，而是加强稳扎稳打，与盟军配合，保证密支那战役的必定胜利。

三、大难不死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部队整编后，友军部队已将密支那西郊机场攻克，我们新编第6军14师的部队，于5月中旬离开印度，成为密支那轮战的增援部队。当时战事很紧，就用飞机把我们送到密支那上空跳伞。我们在集训队练过跳伞，但是没练几天。去的时候，天还没亮，只看到些密密麻麻的人影。装载我们的运输机，上面还有大炮和吉普车，都放在飞机的尾部。跳伞时机舱里有根连线，连着我们的伞包，我们把背带扣在胸前，上面有个开伞环，打开伞环就可跳伞。我们平时训练不很紧张，到了战场就不一样，开始好多人都不敢跳，基本上是被硬推出去的。当时我是自己跳下去的，伞一张开就轻飘瓢的，落得很慢。地面有不少日本兵，我们的降落伞还没着地，双方在就开始了火力对抗。

机场下边有专门的指挥官，当我们伞兵全部落地，就按班排进行集中。这时大家都不说话，靠打手势来区别前进、卧倒、安静、停止前进等。这些手势，都是在蓝姆迦集训时学会的。在战斗动员时，我本可以不上前线的，连长曾告诉我说，你就不要去了，就在后方训练新兵。但在之前，我们人人都写过申请，也表过决心，关键时候不能当狗熊，就坚决要求上前线。

对于这段经历，我还记得团里的几个美国人，还有那几个大学生翻译；美国人是我们部队的顾问，那些重庆分来的大学生，就负责给他们当翻译。刚开始，我教这些大学生怎么用枪，怎么装子弹、怎么退子弹、怎么瞄准击发，以便临战时如何防身，好消灭敌方。这些大学生开始拿到枪就发抖，有时遇到轰炸和炮击，他们听到声音就吓坏了，有的还像娃儿一样哭了鼻子。遇到机枪扫射的时候，他们反而不太怕，而我们老兵最畏惧的就是机枪扫射，中弹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老兵平时带着大学生进出，还要教他们各种知识，比如要是被子弹打中了，千万不能大声叫唤，再痛你也要忍到，如果暴露了目标，后果不堪设想，哪天脑壳掉了都不晓得。经过几天的操练，这些大学生终于熟悉了枪支的运用。

到了密支那，每个士兵的装备，除了枪支背包和干粮袋，还发了十字镐、小圆铲、老虎钳等。我们的阵地每天都在推进，士兵一有空就修工事，挖交通壕。每到晚上，我们和日本兵都要互相摸营，一夜有好几次。双方的阵地周围，都埋了很多地雷和触发手榴弹；遇到摸营你要特别小心加小心，动作稍微迟缓一点，你不晓得要死好几回。就这样进攻了两个多月。雨季开始时，我们已经攻到火车战附近。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天都有人员伤亡，有时一天伤亡达三四十人，后方又不断派员补充，始终保持班排连的建制。在战场上，每前进一步，都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好的一点，当时生活完全是有保障的，吃的全部是美国的压缩饼干，还有猪牛肉罐头，蔬菜水果饮料罐头等。时间长了，就感觉嘴巴没有口味，想吃点米饭和新鲜蔬菜。

战斗正激烈地进行，有一天连长命令我们3个老兵，到火车站附近去侦察。晚上，我们朝火车站摸去，那时我已经晋升为上士班长，便带头匍匐着爬在前面，另外两个兵离我两有一丈多远。我刚爬到一个土堆上，就看到鬼子的重机枪，有3个日本兵，正在战壕里围着吃东西，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摸出两颗手榴弹，绑在一起扔过去，那3个鬼子当场就被炸死了。那时我太想立功了，飞快地爬过去想抓他们的机枪。这挺机枪扛回去，是保证要受嘉奖的。当时，听说日本已经沦陷广西，已经打到贵州边界了，我认为中国已经快要亡国，不久我的老家也没有了，所以我见到日本鬼子就想拼命。

由于我扔了手榴弹，其他鬼子已经警觉了，突然有几挺机枪朝我这个方向扫来，我侧过脸一看，左后背的衣裳都被打穿了，左手臂顿时失去了知觉，我当时一点都不痛，还后悔没有拖到机枪，受伤后只晓得往回爬。爬了一阵要过铁路，没有隐蔽物，人容易暴露，天又下着小雨；我心想就是死也要爬过去，还好翻过铁路时没被发现，我和身就钻进了一片荨麻林。过了好久，我终于爬回了自己的阵地，周身都起了红疙瘩，连长看见我打断的左臂，他很是心疼，就责怪我为啥子不发信号弹，大家好去增援嘛。我见到了连长和其他士兵，心头就踏实了，也没有任何言语，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四、荣军医院

后来才晓到，我受伤下来，担架送我下了火线，是赵营长帮我进行了简单包扎，然后团里就用小飞机送我们去了后方，住进了印度的美军第14医院。那些美国医生，技术都很好，一道手术做完，我就在医院慢慢养伤，不再用其他的药。在医院，我们伤员与美国医生关系处得很好，翻译教我们喊老医生叫医官，称年轻护士叫“密斯”，称年轻男性医生叫“沙尔津”。过了一个月，我的伤有了好转，密支那战争已结束了，听说日本人全部滚出了密支那。

我在印度养伤一年多，疗养时闲来无事，好多伤兵都爱赌钱，我就抽空去学打缝纫机。当兵前我学过裁缝，也会裁剪，不过那是用针缝，没有缝纫机打的好看。那时，我月饷有32卢比，平时有吃有穿，卢比没地方用，我就买了美国的呢子学做衣服。我打缝纫机全靠右手得力，我受伤的左大臂，开始还可以使点劲，后来就变得软弱无力了。

大约在1946年春季，我们从印度回国，这批伤员都住进了云南驿荣军医院。去打仗之前，我们从这里坐飞机去的印度，现在又从印度坐飞机返回这里。云南驿地处云南的祥云县南面，打仗时这里驻扎的部队很多，打仗时机场也是驼峰航线的航空转运站，到印度去缅甸都从这里周转。荣军医院原是国民党空军第38站驻地，也作过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的校址。当时，日本投降了，部队和学校也搬走了，剩下很多空房子，就改成了荣军医院。医院的院长，就是我原来的营长王煜赞，他也是打仗受伤的，没跟着部队走，就在云南驿管我们这批伤兵。

在荣军医院，王营长给我摆了许多龙门阵，他说我们那个连队，从印度出来参战时有160多人，后来只剩了8个，连长也牺牲了。和我一路去火车站侦查的另外两个人，有个肚皮打破后肠子拖出来尺多长，美国医生给他做手术，半年就恢复了，以后他还是在战场上牺牲了。战争结束，那些在死在缅甸的中国士兵，都入土为安就地下葬了。听说廖耀湘和孙立人两位军长，他们体谅那些死在缅甸的冤魂，就按照民间的风俗，请了许多和尚道士来超度亡灵；还请了匠人，扎纸飞机、扎枪支大炮、印冥钞，写上死者的籍贯姓名，送他们的阴魂回到各自的家乡。总之，回到云南驿，这里已没有以往的热闹，显得有点冷清清的。听了王营长摆的龙门阵，想到许多远征军的官兵都长眠异乡，还有的有国不能报，有家不能归，我能活着回来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心中不免感到很酸楚。

我们回国前，专门坐车去到一个公墓祭奠，看到好大一片坟包包。带队的长官说，这些都是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你们都去磕个头吧。在缅甸打仗，也死了很多美国士兵，美国人也讲究伦理道德，所有阵亡的官兵，尸体都要想法找回来，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面，他们信基督教，墓地前面要立个十字架。我认为，不管哪种安葬方式，都是对亡者的一种慰藉。

五、退役返乡

1948年2月，当时国内战争打得很激烈，我们这些伤兵就成了累赘，被荣军医院遣散回家。离开时，部队给我定了二级伤残，还发了退役证、优待证、证明书、嘉奖证、受伤证，抚恤金条、伤票和住院证。王营长还告诉我，让我回家去桐梓关饷、领取伤兵津贴。回去时我带的东西较多，身上有点钱，又是伤残军人，很有荣誉感，一路都是搭货车；来到綦江地界不好找车，我是坐着滑杆、雇了挑夫回去的，也想在乡亲们前绷个面子。我带回的呢子衣服，家里的四个弟弟，每人送了一套，他们穿起都很体面。这些呢子衣服，都是我在印度自己买料子做的。就因为这几套衣服，成了我 “国民党军官”的证据，也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你不是军官，哪来那几套黄呢子衣服？

我在部队当兵时，登记的名字叫湛炳全，回家后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第二年全国解放了，当时川黔一带流行“观音老母教”，教规是：不偷、不抢、不嫖、不赌，宣扬做好事做善事。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自然相信了这个教。在后来的“镇反运动”、“四清运动”中，因我的“国民党军官”和参加教会组织受到牵连，在大队长陈永和、支书书记罗明约的逼迫配合下，我的证件都被桐梓县法院和公安局全部收缴。当时我很悔恨，不但没享受伤残军人的优待，反倒成了运动的罪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长和支书两个还是不放过我，他们发动群众，仍以反革命“国民党军官”之名批斗我，由于我家庭是贫农成分，他们斗来斗去没找到证据，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当兵后就参加抗战，受伤后住进印度的美军医院，然后转回到云南驿荣军医院疗养，一直没和解放军打过仗，哪有时间搞反革命活动？

1980年以后，政策比较宽松了，地主都统统摘帽了，我那个“国民党军官”帽子还要戴多久？于是我就多次奔走于桐梓、万盛的相关部门，希望能拿回被抄走的证件，以便证明自己抗战的士兵身份，却被他们告知当事人已经离世了，证件已经丢失销毁了。但我还是不死心，一直都在申诉，要求给我落实政策。这时候，陈永和与罗明约，他们也起了善心，都觉得以前做得有点过分，都主动给我出具手续，证明我的证件被没收的情况，交到上面还是石沉大海，一点没有结果。对于陈永和与罗明约，他们现在都作古了，当时就是那个形势，我不责怪他们，现在我也不记这个仇了。还有一件事，我一直都不克服，那是1948年初，我们荣军院的伤残官兵，因完全丧失抵抗能力，曾秘密进行了起义，并发给了二野刘邓大军番号的起义证书。因证件被全部收缴销毁，这个事情始终没得到认可，只要找到我以前的证件，一切疑问就解决了。哎，时间长了，这事以后也就不再提了。

问我回乡后怎么过来的？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做缝纫手艺，先是给大队生产队做副业，每年上缴一定的副业款，然后在生产队评工分。我在桐梓老家学会种田，在密支那打仗受伤，然后住进印度的美军医院，在那里学会了缝纫活路，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我就靠做缝纫手艺维持了大半生。以后土地下放到户，我年龄大了也打不了缝纫机，就靠农村的低保和高龄补贴生活。现在的政策真的好，尽管我的证件没有了，国家还是承认了我抗战老兵的身份，民政部门每月都发给我优待金，我没有更高的要求，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采访后记

湛治由是一名普通的抗战老兵，他了解的情况毕竟有限，加之时间久远，他在以往的叙述中，对于有些事件难免有误差。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远征军的战史，在所述经历中给予了适当的校正。据悉：密支那战役，是远征军在反攻缅甸战斗中，中日进行的一次城市进攻作战；时间从1944年4月29日至1944年8月4日，以奇袭开始，以消耗战结束，历时近100天。最终占绝对优势的中美盟军，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3000余人，并迫使剩余的日军800多人退出密支那地区。湛治由老人，便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

桐梓县兴隆溪源联保地名，1949年解放后，改为桐梓县兴隆区（10区）天桥乡。1955年7月，按照国务院的命令，将兴隆区所辖天桥等17个乡划归四川，以南川和桐梓的部分辖地，建立重庆市南桐矿区。以后，南桐矿区改为万盛经济开发区，天桥乡改为石林镇，湛治由老人家住该镇星台村当湾村民组。

2015年4月11日，笔者去到石林镇星台村，见到了湛治由老人，给他送去了一份小礼物。95岁的老人还很精神，只是耳朵稍背，双脚有点不方便，靠掌着金属架走路；但身体还算硬朗，背不驼眼睛不花，保持一日三餐，每顿可吃一碗饭或五六个开水蛋。经询问，湛治由1948年回乡后结婚，与妻子易守娟育有三子二女，妻子于1984年病故，他一直未续弦。目前，湛老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照顾，他生活起居基本能够自理。一家四代同堂，和和睦睦，这是湛老得以长寿的缘由。

笔者在采访中，得到了湛老的二儿子湛志忠的接待。因湛老口述有点困难，湛志忠就代他父亲，给我叙述了所有的情况。此间，石林镇双河村的王先鞭老师，他不但热心给我当向导，而且给我提供了部分资料。早在10年前，王先鞭老师就在“关爱抗战老兵网”和“黄埔军校网”上撰文，为抗战老兵湛治由呼吁。“黄埔军校网”得知后，将情况转呈原国民革命军54军、新编第6军、以及14师等相关将领后人查实，以及台湾缅甸抗战研究组织印证后，基本确认了湛治由的抗战经历。2008年1月15日，“黄埔军校网”为湛老送来了“陆海空军精忠状”和慰问金；当时只是个象征性的纪念，却被他家郑重地张贴在堂屋的墙上。这年，重庆市十佳青年志愿者黄波（万盛人），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帮助湛治由多方取证，最终确认了湛老的抗战老兵身份，并获得国家优抚。此间，《国家记忆》丛书在重庆展出，该书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数万张战争影像资料中，精选出最有代表性的500张图文汇集而成。热心人士刘先生观展后找到湛治由，湛老还能记得图片中的人和事，从而传递了湛治由老人的信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14年，“关爱抗战老兵网”重庆团队，公布了多年来找到抗战老兵的名单，已经去世的有73人，健在的有196人，其中湛治由名列其中；该团队多次开展爱心活动，组织向抗战老兵捐款，并在网上公布捐助者和受捐者的名单。据了解，湛老之前领取的生活费每月为400元，2014年已增加到1000元。离开当湾时，王先鞭老师告诉湛老，称笔者是几十年来桐梓第一个来访者，湛老感动得流了眼泪，于是我们大家合影留念，依依不舍的告别。

在采访过程中，我被湛老的抗战经历深深地感动，也为他坎坷的人生所惋惜，所幸湛老在有生之年有了圆满的结果。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之际，我要向关心过湛治由老人的王先鞭老师、刘先生、黄波先生、相关的网站，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示真诚的谢意！并祝愿湛老健康长寿！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