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5-09-04 第7版：挂绿副刊 官湖，自然与历史的印记——地铁上村庄的文化印记（3）作者：湛汝松 官湖，不但是增城区新塘镇一个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村名，而且是广州地铁13号线新塘段上计划中的站名。为了寻找地铁口上村庄的文化印记，我结伴走进了这个地铁口上...
2015-09-04 第7版：挂绿副刊
官湖，自然与历史的印记
——地铁上村庄的文化印记（3）
作者：湛汝松
官湖，不但是增城区新塘镇一个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村名，而且是广州地铁13号线新塘段上计划中的站名。为了寻找地铁口上村庄的文化印记，我结伴走进了这个地铁口上的村庄。
官湖，好一个简洁而巧妙地将自然与历史印记融合的地名。很古的时候，东南西北的象颈岭、四望岗、陈家林群山、南樵（南香山）中间是一个湖泊。年深岁久，湖泊淤积成湖泽滩地，湖泽滩地逐渐有了人家，有了村庄。这就是增城历史上的清湖都。据1995年版《增城县志》记载，元代至正三年（1343），本县贤江村刘氏八世孙刘信迁至湖滩上开居。由于当时乌石巡检司到东洲水驿的驿道（官道）经过此地，于是，人们就在历史的官道和自然的湖泊中各取一字成村名。
1960年我曾在瑶田村当过小学代课教师。官湖与瑶田两村相邻，学生也到瑶田读书。听了乡间父老讲述官湖的来时，我十分佩服先人给村庄起了个独具匠心的村名；否则，今天我们可能也不会知晓“官湖”就是建在官道湖滩上的村庄了。因为家访，我经常到官湖村。记忆中官湖除了几间刘姓祠堂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文物古迹；反而那座一下大雨就被水淹的花岗石小桥还清晰地记在脑中。
走进官湖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接一座沿塘而建的新楼房。面对映入塘中海市蜃楼般的倒影，我担心在官湖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历史印记了。但当村干部带我们在村中行走一圈时，我才知道自已是杞人忧天。
向西街是村中的古街。街头有座被房屋包围着的刘氏宗祠。虽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变得残破荒凉，从门口望去只见里面杂草丛生；但红沙岩作基青砖作墙的头进还在，门额上“刘氏宗祠”四个字虽在文革被铲去，但仍留下可辨的痕迹。这座残破的建筑是村中最早的祠堂，是先辈敬仰祖先精神的象征。
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向西街的街尾，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刘氏大宗祠”。这座建于清代光绪辛丑年（1901）年的三间三进祠堂不仅规模比“刘氏宗祠”大，而且格局恢宏，彰显清代祠堂建筑风格。祠堂内的石刻、木雕，尤其精致。凝望这座祠堂，我努力想象：小小的官湖村，晚清年间是否有过特别的鼎盛景象？
为了这个疑惑，我们访问了村中89岁的老人刘炽薪。刘炽薪是个退休教师，而且出生于书香世家。刘老师崇文博古，今增城区博物馆藏品——清末著名文学家、画家招子庸的《五蟹图》就是刘老师所捐赠的珍品。刘老师告诉我们，官湖村地处下湖最低洼之处，乡人世代辛勤耕种，但水患屡屡发生，民间谚语“鸡疴尿，水浸官湖桥”就是生动的写照。生活奔波，自然读书人也不多。到了清代，村中有了私塾，官湖才逐渐出现一些通过耕读致富的人家，仅樸山祖辈下，就出现八个秀才。刘老师祖父刘子鹏还当上当时增城县清湖都局长。“刘氏大宗祠”就是这个鼎盛时期的产物。
面对刘老师，我还询问了我记忆最深的官湖桥。刘老师告诉我们，原来的官湖桥是一座架在古代驿道（官道）上可供官兵人马车辆行走的石桥。遗憾的是明代乌石巡检司迁到东洲后，官道行走的人少了，石桥也逐渐在岁月的风雨中变旧变残直至倒塌。留在我记忆深处50多年前的官湖桥只是村民于清代重新修建的新桥。
50多年记忆不忘，是因为这座小石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一般石桥桥墩用石块砌筑，桥面用石板铺成。但记忆中的官湖桥，两个“门”型的桥墩是用两根石柱两头入榫在一根石条中嵌成，10多米长的桥面由九根方型长石条分三截架在桥面上。为了这个记忆，我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在市场边一段淤积了的小溪里终于找到一截露出外边的桥面。虽然，我们看不到埋在深处的两个桥墩和三个桥孔，更看不见昔日“碧水村前过，小桥石上横”的景象；但石桥还在，厚厚的淤泥只是为它穿上一件隐蔽的外衣。在原本就没有多少历史古迹，今日又大拆大建的官湖村还能寻到当年的石桥，真教我喜出望外。
今日官湖，已是广州地铁口上的村庄。几年后，官湖就是繁华城市的一部分。社会要发展，城市要建设，村庄要改观。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留下一些有代表性的村庄文化印记。譬如，利用刘氏大宗祠办个群众文化馆之类的公益场馆，让高楼大院中的人有个寻根追远之地；利用官湖桥建个供繁忙的城市人放松的街心小公园，让古榕小溪，碧水石桥为官湖村接上自然与历史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