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泉文集
湛式教学法
时间：2005/11/8 2:15:44 作者：佚名 来源：湛甘泉研究会 查看：293 评论：0内容摘要：湛若水，字无明，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今名。因 家居广东增 城县甘泉都，学者遂称之为甘泉先生，称其学为甘泉学。湛若水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创办书院进行教学。史称：“江都、休宁、贵池等处，公书院所在是。”他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讲学的书院有：新泉...湛若水，字无明，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今名。因 家居广东增 城县甘泉都，学者遂称之为甘泉先生，称其学为甘泉学。湛若水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创办书院进行教学。史称：“江都、休宁、贵池等处，公书院所在是。”他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讲学的书院有：新泉书院、甘泉行窝、九华人中华馆谷等之所。新泉书院在金陵长安街西。湛若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1529-1533)，是同志之士以文相会地。祀明人庄日永。庄日永是陈献章的诗友，以诗名世。湛若水以之为祀，既不没学术渊源，又能体现该书院的特色。
甘泉行窝在扬州广储门外。建于嘉靖七年(1528)。此外，湛若水在安徽还有四处讲学书院 。九华山中华馆谷，又名甘泉书院。在池州府九华山上。据吕木冉 的《甘泉书院记》记载，该书院建于嘉靖六、七年间(1527-1528)，是湛若水的安徽 青阳县弟子施宗道，江学曾策划建造的。斗山精舍，在徽州府城东，歙县境内，嘉靖十年(1531)由知府冯世雍葺为精舍。湛若水、邹守益曾讲学于此。福山精舍，在婺源县城南45里处。嘉靖年间，湛若水的弟子赎山地请于邑令吴辕韧立精舍 ，嘉靖二十七年(1548)余世安重建。天泉书院，在徽州府休宁县，湛若水曾游历，讲学于此。书院的墙壁上，还刻有他题留的诗句。南京讲学，是湛若水门人大进的时期，其许多有名的弟子就是此时游于甘泉之门的。如蔡汶楠、唐枢、吕杯、周学先、周冲、尹唐等。由于求学人数陡增，往往不能面得湛若水之教。于是，湛就采用弟子间辗转相授的形式进行教学。
湛若水在《大科训规》中明确规定，书院乃学问之地，非问学道义之士不接。这就跟以科举为业，以猎取功名利禄为主要目的的官学划消了界限。但是，差异就会产生矛盾。尤其是对 那些独立特行，才高志远的人来说，书院的吸引力往往超过了官立学校，这很容易招致来自官方的嫉恨和反对。对此，湛若水是有先见之明的。因此，对如何处理学业与举业、书院与官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他颇费思索。为了处理好学业与举止的关系，他提出应在以学业为本的基础上，“二业合一”，把举止当作学业成就的自然结果，他专门为此作了《二业合一训》，为了处理好书院与官学的关系，他也作了一些说明与规定：“朝廷立有太学及府州县 学，所以教养人材甚密。本山院不过初为退居求志之地。四方之士因而相从，间有生员向慕 而来，亦所不却，但亦所以请假养病行之，盖提学学师，乃朝廷所立之师也，辞师的从师， 于义理恐有碍。”尽管湛若水欲敛其锋芒，免于与人口实，但书院与官学的矛盾始终是客观 存在的。更何况，在那个权力等于真理的时代，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湛若水等 讲 学活动的空前活跃，统治者日益觉得书院讲学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于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以复兴天理为已任的甘泉心学竟被游居敬疏斥为异端邪说，其门生弟子则被目为流氓地痞。嘉靖皇帝采纳了游居敬之疏清，于是年四月下令罢除天下书院。这件事对湛若水触动很大，是他不久疏请致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讲授与自修结合的湛式教学法
湛若水在长期的书院讲学中，形成了一整套教学方法。
首先，重视礼仪、礼节的训练。“卜西樵为讲舍，先令司礼，然后听讲。”并要求初学者在言语动静上下功夫，“步趋要从容，言语要和缓，步步言言，要与心相应，一一使由中出 。”这与其事上磨炼的教育主张是一致的。而与陈献章“凡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的教学方法有所不同。
其次。讲授与自修相结合而以自修为主。自修以日为单元，按五个步骤循进行：“每日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已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戍亥二时温书。”每月先生讲授一次，在朔望之日，“朔望登当，先生讲书一章或二章。”先生讲完之后，学生再轮流讲书一章，以考察每个人理解发明的情况，并锻炼其口头表达能力。
第三，重视专业，严格督导，以大科书院为例，每月考察一次，时在二十六日，考试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对试卷只批点可否，要求学生自己去分析学生的批点，并自行改正。每次会讲的时候，湛若水都要仔细询问学生们自己学习的情况。一旦有“因循、逐行及失望不至者”，他都严加督责，并告诫说“自古岂有自在无事圣人……”
三、蓬勃发展，终于传人的甘泉子派
明代社会现实和教育实际是各种教育思潮得以滋生的温床，而书院则是各派教育思想得以传播和碰撞的实验场，它把各种思想集中呈现出来。供人们分析、比较、咀嚼、筛选。由此看来，书院讲学是明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书院的作用视之过高。决定一个学派发展状况与命运的，根本还是在于其思想内容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而不是其传播方式。如果说“天泉证道”中五门四句教集中体现了阳明学内的内在 矛盾，并由此开启了五学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的话，那么，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这一折衷调的矛盾体系，本身也已蕴含着甘泉学派发展中两种主要的可能趋向。一是回到程朱理教 育思想的基本论题上，面对心学的充分发展重新加以发挥，二是顺应明代学术大势，接近五 学，与五学合流，发明“致良知”之旨。甘泉学派实际上也是如此发展的。
走第一条发展路线的，为数不多，以吕怀为代表。吕怀(生卒年不详)字汝德，号中石，广信永丰人。对于湛、王之争，他并没有简单地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认为教育之根本在“变化气质”。很显然，“变化气质”并非心学派的主旨，而是由张载开其端，程朱曾加以改造和利用的教育命题。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吕怀所谓“变化气质 ” ，与横渠之论颇异，而与程朱之论大抵相同。不过以吕怀为代表的这一派人物在书院讲学中无实际影响，姑略而不论。
在湛门弟子中，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且能代表其第二种发展方向的，首推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江归安人。他是在湛若水主教南雍明，入学称弟子的。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 士，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疏论李福达一案被革职，于是绝意仕途，回到家乡从事讲学著书 达40年之久。他“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 讨真心 ” 三字为的。”他一生讲学，就是为“讨真心”三字自立立教的。所著《景行馆论》中曰：阳明先生教致良知，学者昧于致之之义，妄抵良知不足简靠，错认工夫为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实有的心，虽被外面见闻牵引，实有的心常在里，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
可见，唐枢所谓“真心”，即阳明所谓“良知”；所谓“讨真心”，即“致良知”。名目虽异，其指一也。他一生在浙江许多地方讲学，主要的讲学之所有天心书院，景行馆、木钟台、金波园、飞英寺等。他讲学所至，好为咨言，此咨言与训规不类，是唐枢对自己的所学主旨与内容加以简括提要的论文兼讲义。今有共文集《咨言》存世，该书根据讲学之地的不同，分成数篇，“一作于金波国，一作于木钟台，一作于飞英寺，一作于天心书院。大抵衍 述良知之说，末有《小学咨言》，专明‘孝廉’二字之义，则训蒙之文也。”其讨真心之教，也是在讲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人设为讲学之所景馆，延请唐枢前去讲学，他因此作论文30篇，后被集为《景行馆论》，论文首及“讨真心”之旨。总起来看，唐枢的讲学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惜文献阙如，不得详窥其情。
唐枢之学传至许孚远，学术宗旨又为之一变。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二年(1562年)进士。万历初年，他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吴学编》曰：“德清许敬庵先生督学关中，开正学书院，拨志趋向上之士讲明正学。”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甘泉学派的传统，重视书院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许孚远曾参与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学术集会，地点在南京。这次讲学，是甘泉学与阳明后学在公开场合的一次正面交锋。更确切地说，是接近阳明学右派的甘泉学与主门左派的交锋。这次讲学之结果，一 是发表了周汝登的《天泉证道》，使破裂了的阳明学沿着左派的方向发展至极至；同时产生 了《九亻〖帝》、《九解》之作，推动了明末学术的发展；其二，许孚远因争论而解官，足见当时争论之激烈且深受专制政治干预。南京之会，在教育思想上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点：
第一，是关于人的天性，即教育对象的先生素质是怎样的。周汝登以“无善无恶心之体” 为宗，主张“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他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而人为善去恶的实际生活，正是通过无善无恶之资来实现的。许孚远则不以为然，他说：“ 文成宗旨，无与圣门不异，故云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其立论至为明晰。”他认为，性善乃是儒要的一贯宗旨，也是五阳明的一贯思想。正是“善”，构成了人 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也为人在现实中的为善去恶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二，是关于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相一致，周汝登提出了一套不着善、恶、不落言筌的教育理论。认为“接受不在言语”，“亦不离言语”，从学的方面来讲，要通过“自信自疑”，“神明默成”而’存乎其人”，概言人，通过直觉体验来完成保赤子之心的人格修养，从教的方面来讲，要“应病设方痛尽方消”，不泥成法，不拘有无。要之，就是以老庄的“行不言之教”这一不教之教的态度实施教育。许孚远则认为，周氏之教已 陷入佛老之泥潭不能自拨，他说：“学者既有志于孔子之学，则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学， 自虞廷精一执中而来，其大旨在为仁，其告颜子以克己复礼，最为深切著明者也。” 他把“克己”作为为学修道的根本方略，用仁义礼智等善德来克除气质之私。虽然他也讲“ 学不贵谈说”，“不尚知解”，但根本还落实在“贵躬行”“尚体验上”，即行善、体验善 ，善乃是其根本依归，所以他说：“学不贵谈说而贵躬行，不尚知解，而尚体验。”
可以看出，到了许孚远这里，湛、王之争已变质为王学两大派之争。等到了许孚远的弟子冯从吾和刘宗周那里，湛甘泉的学术宗旨已荡然无存于世了。冯从吾已俨然以关学中兴的 面目出现，而刘宗周则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王学的主旨上，充当了明代王学的继承人和学术总结人的角色。以至于黄宗羲不得不说：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这其实是褒中有贬，说明甘泉学到明末清初已只具师友渊源而宗旨已变。湛若水 与王守仁从共倡圣学开始，其讲学活动之广泛、活跃，并不比王守仁逊色，而卒至此一学术命运，确实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一个有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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