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湛家大街与师生六皓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苏 晨

这天突发奇想，到我1954年从军中转业落籍广州后的第一个住处附近去转了转。

现在财厅前那座著名的高层宾馆大厦，当年是一座前面看三层、后面看四层的小白楼：中共广州市委的办公楼。我转业后，先在这座小白楼前面看三楼的市委工业部工作过几个月，白天多半是下工厂，但当时干部待遇还在实行“包干制”，得高低赶回市委食堂吃晚饭。若晚上没事，晚饭后从小白楼底层后门出越华路，再转小北路、法政路、登瀛路，登上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山头上有一座也是前面看三层、后面看四层的小楼，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政府的盐务局，当时就是市委几位有家眷的处级干部和我们五个单身科级干部的宿舍。

宿舍楼从正面看的三楼，其实只看得见半边有一溜三间房子，另外半边是阳台。我住右手边把头的一间，朱森林和孙惠康住中间一间，隔上楼楼梯口左手边把头一间，是另两位女同志住的。那个时候，我们同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的单身人士。

我很喜欢登瀛路小山上的这座小楼。一排明窗下是一处峭壁，峭壁下面小山丘上的十多棵威风凛凛的高大凤凰木，花开时节红艳艳一片，靠近小楼几棵的枝头，推开窗子伸手可及。

小楼建在山顶，可居高望远。峭壁下稍近处，是一个围墙装有电网的独立大院，当时住着苏联专家，戒备森严；如今这座独立大院是中共广州市委的所在，墙头的电网早已经拆除，与民众如鱼水交融应是后来者的愿望。

我当年住在这间小屋里，有时候凭窗眺望，就曾想过，不知独立大院附近的湛家大街，在明世宗朱厚熜的嘉靖年代可能是什么样？这儿距明代广州城的小北门不远，出小北门就是越秀山，那时应还很荒凉……

所以此番重游，我也没忘了再到湛家大街上去走走。湛家大街的街口设有中共广州市委的信访处等部门，我想这和拆除大院墙头上的电网是一码事，都是巴不得和人民大众紧相连。我觉得最可喜的是，相去几百年后湛家大街这个街名还保留着。可惜广州新中国成立前湛家大街就只剩下不长的一截了，如今我重来，也只能再次无根据地想象，湛家大街初开的时候，湛若水家的“湛家园”可能在何处，他的学馆“天关精舍”又可能在哪里？

湛家大街，得名于街上最知名的建筑是湛若水的广州故居和学馆。湛若水这位明代大名鼎鼎的理学大家，字元易，号甘泉，生于广州增城。湛若水就学之初，师事新会陈献章。他本来“不乐仕途”，可是母命难违，仍是在弘治年以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这期间正值王阳明在吏部讲学，湛若水与之“相应和”，时称他们的一套学问为“王湛之学”。他的著作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甘泉新论》、《甘泉集》等。

嘉靖年间湛若水先后出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吏、礼、兵部尚书；任兵部尚书还是“奏敕参赞机务”，即属参与朝廷用兵决策的一位，官位相当高。

湛若水75岁退休，先回增城故里调理身体，不时应邀去外地讲学，他很喜欢外出讲学兼可游历四方的学术传播交流活动。我就在湖南衡山见过他在当地讲学时候留下来的古石刻，图表式地表述其哲学思想，这块大石刻如今还保存在老革命李锐同志中学母校门前的一棵参天大树下。

湛若水79岁（明代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时，来到广州湛家大街、湛家一巷至五巷一带兴建“湛家园”居所、“天关精舍”学馆，定居讲学。

我深深感动于这座天关精舍，那才真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人们听说大学者湛若水在此地讲学，一时趋之若鹜。77岁高龄的吴藤川首先赶来拜师求学。湛若水见吴藤川比自己只小两岁，耄耋之年仍不忘研学，心中喜悦，特地送给他一根在衡山讲学带回来的四方竹手杖，还专做一首杖铭，亲笔写了刻在这艰手杖上：

“嗟！藤川子，七十七稔……不知日之将暮。步高一步，久矣高蹈。”

湛若水刚收下吴藤川这位“老”学生，又有号慎斋的另一位比更年长的老人家来天关精舍拜师求学。而刚收下慎斋，紧接着又有一位比湛若水还大3岁的、82岁的黎养真前来……湛若水为能与吴藤川、慎斋、黎养真三位高龄老人相聚“皓首穷经”，特作了一首题为《三皓》的七绝：

养真慎斋与藤川，

三皓同时入我门；

八十头颅事事真，

老来赤子心还存。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湛若水才安顿下“天关三皓”不久，又来了一位102岁的“四皓”简老。他来到天关精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湛若水纳头便拜，执意行弟子礼。湛若水上前扶起，坚决不肯以师生相称，只认简老为宾客，以宾客礼相待。

此后还有一位皓首老人到天关精舍拜湛若水为师求学，不过我所见相关资料中“慎斋”、“黎老”就算姓名不全总还有个号或有个姓，这第五位皓首老学生却是姓名全不见，只是从古书有载明代一位画家曾作天关精舍《师生六皓图》为之颂扬，我才知道湛若水还另有第五位皓首老学生。

我想，这“师生六皓”的故事，是否能够折射出明代嘉靖年间广州人的好学精神？不过那时候求学，讲究的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是“学莫便近乎其人”（《荀子·劝学》）。又想到据报载，2014年中国各大城市居民平均购书量广州名列第一，这是否也能从一定程度折射出，“师生六皓”的好学精神迄今还在广州人中传承？

但我亦联想到，如今考大学单靠考生临场的一次性幸运得分，靠录取方参考考生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广州2015年可填5个志愿），中小学则由电脑偶然性派位“定乾坤”，这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莫便近乎其人”的古训，已风马牛不相及矣！不知在我们当下的学术高端、教育考试制度中，还能为古训留下一点儿余地吗？

苏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