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心学与明代书院再度辉煌

  
王湛心学与明代书院再度辉煌
  时间:2008-6-24 1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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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湛心学与明代书院再度辉煌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  要]   明代中后叶，与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官方教育日渐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讲学风气盛行，书院教育继宋代以后呈再度辉煌之势。而这与当时流行的王（阳明）湛（若水）心学思潮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  明代；王湛心学；书院

书院自唐代初起，至宋世获得发展并呈显赫之势。元廷虽支持书院，却进行政策规划而使之官学化。明代初期，朝廷重学兴教，以科举选士，而以讲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则仅仅维系而已；到中后叶，书院才振兴繁盛起来。为什么明代中后叶书院会再度辉煌呢？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蜕变为士子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了属构八股文的材料，人们奔竞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诚所谓“率天下而为利欲所迷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而且，公然卖官的纳粟之例一开，“使天下以贷为贤，士风日陋”（《明史·选举志》），愈益不可收拾。这说明官学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提出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败坏之人心的任务。同南宋乾淳之际的理学大师一样，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出而批判、解构官方哲学，并从此入手，承担起建构新理论、重振纲常以维系人心的艰巨使命。
王阳明认为，不仅在程朱理学普及，尤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人人必读官方教科书的同时，理学的精粹之处就已被掩没了，完全成为拘缚人们思想的僵死教条，并且程朱理学本身“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而“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难”，势必造成“章绘句琢”、“诡心色取，相饬以伪”，以至废弃圣人之学的局面。（参阅《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此外，他在镇压统治阶级内部宁王朱辰濠叛乱及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即所谓“破山中贼”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程朱理学的繁琐、无用，凭此而欲“破心中贼”委实不易。因此，阳明以“破心中贼”为目标、以惟在心中“自得”圣人之道为方法，创建起以“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心学思想体系。与之同时，陈献章的得意弟子湛若水，指出朱熹的《大学章句》只可用于科举考试，而不足以作为修身指南，说：“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至于切己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他修正、发展师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主张动与静、心与事合一，随时随地去发现“本心”、践履“天理”。尽管王、湛之说在表述方法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如阳明所说，二者乃“殊途同归”（《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答甘泉》），亦如若水所说是“皆圣贤宗旨也”（《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一《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正是经过他们的大力提倡，心学蔚然成潮，发生了广泛而又持久、遍及思想文化界各领城的影响。
正德年间开始形成的王、湛心学所以能发展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的思潮，是与其同书院活动一体化分不开的。据《年谱》记载，正德二年（1570），王阳明谪居龙场，途经长沙，到岳麓书院讲学，并题诗凭吊朱熹、张栻二位大师；三年，在贵阳龙场龙冈书院首揭“良知”之旨；四年，主讲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提出“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十三年，以巡按南赣汀漳的身份修复濂溪书院，讲学其中，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克治省察工夫，“四方学者辐辏”，以至坐不能容；同年，他派专人给白鹿洞书院送去自己撰写的《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等著作，与朱熹学派学者商榷。十五、十六年，两次在白鹿洞书院聚集门人讲学，留诗题字、遗金置田，多有建树。嘉靖三年（1542），他在会稽建稽山书院，“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止于至善”，环坐听讲者300余人，分别来自湖广、广东、南赣、直隶、安福、泰和及浙江各州县。七年，他驻节南宁，兴复敷文书院，讲学其中，以救“人心陷溺”、“风教不振”之弊，并委派高足弟子季本主持院务。阳明弟子钱德洪曾说其师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所谓学有三变是初学辞章，并遍读朱熹之书；次入佛老；终在龙场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所谓教有三变则是指其在贵阳始以“知行合一”教人；离开贵阳后以静坐教人；在江右专以“致良知”教人。（参阅钱氏《阳明先生文集序》）若将这与年谱所记活动相对照，则可见其学定于书院，其教则变于书院。
同王阳明一样，湛若水也是到处建书院讲学，以倡其说，诚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称：湛氏“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仅在其家乡广东，从正德十二年（1517）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间，湛若水就创建了西樵山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罗浮朱明洞甘泉精舍、广州城东天关书院、增城明诚书院、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等，前后计有八所之多。在大科书院，他刊有《叙规》、《规划图》、《大科堂训》，合称《大科训规》，计有109条，洋洋近万言，提出了“学，心而已焉者也，何莫非心也？心得职则敬，敬为义；心失职则肆，肆为利。义利之判也间焉者也”的心学思想，阐释了“敬义忘道”以成君子及读书求学等进德修业的方式方法，要求诸生“随处体认天理”，将“意、心、身、家、国、天下通作一段工夫，无有远近彼此，终日终身只是体认这‘天理’二字”（《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嘉靖十五年、万历七年刊本《湛甘泉先生文集》还收录他为各地数十所书院所作的记、序、铭、引、文、启等文章数十篇，涉及建院、祭祀、学田、聘请主讲、会讲、作文等多方面问题，由此可见其十分关心、支持书院建设。而文集所收的《莲洞书院讲章》、《会华书院讲章》、《九华山中华书堂讲章》、《独冈书院讲章》、《天泉书堂讲章》、《福山书堂讲章》、《斗山书堂讲章》、《天华精舍讲章》、《樵语》、《新泉问辩录》、《天关语录》等，更直接记载了他在各地书院讲学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正晨光书院讲学过程中，湛若水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起心学思想体系。
阳明、若水都把书院作为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重要阵地，并都在书院讲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思想体系。这生动而又具体地表现了书院与学术思想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有力推动着书院勃兴。“自正德朝，王新建（阳明）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建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野获编》第二十四）。“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其“流风所被，倾动朝野”（《明史》卷二三一），势不可挡。这和数百年前南宋书院与朱、陆之学一体发展的情形颇为仿佛。它说明包容文化创造功能的书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人为的抑制都阻止不了其走向再度辉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