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

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

沈登苗

　　在科学研究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副教授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下简称“杨著”），通过儒学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确在选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借用西方话语分析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的尝试，也使得史学研究别开生面；这部杨念群先生的成名之作，也确实显示了作者的史学理论天赋和对学科前沿理论问题执着探索的可贵精神。但是，任何史学理论和观点，都得靠坚实的史料来支撑。遗憾的是，作者似乎还缺少完成该课题的一些基本条件——史料积累欠缺，专业知识比较生疏，学术史背景不那么熟识，技术操作也缺乏严格的训练。结果，本书在重大的、基本的、常识性的史料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谬误。据本人有限的资料和学识对杨著的部分内容进行核实和分析，已发现该书大小纰缪至少有两百处之多。其中，仅日月颠倒、空间错位、统计、计算失误三项，就有近百处；对专业术语误解、曲解的有十几处；比较重要的观点与史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的不下十处；全书仅有的5张表格，几乎是无错不成表；作者自己推翻自己的论点乃至结论的考证，也并不鲜见……。
　　本文从史料和常识的角度对杨著提出商榷和批评，并就这篇问题成堆的博士论文及其出版后所获得的众口一辞的好评和青睐所折射的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坦率地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若有不当甚至错误，也请杨念群博士及方家提出反批评。
　　一、基本史料的缺少和错位
　　（一）何为近代三大知识群体？杨著的书名和讨论的内容决定了作者似多少应以近代为时段，以较大的区域，如省区或特定的文化区域，如浙东、浙西等为单位，以量化（一般如此）为表达方式，揭示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在全国的地位和特征，然而进行解剖和比较。遗憾的是，若按此衡量，杨著的史料几乎空白——其提供的材料，以时间论，鲜有以近代为时段的；从空间上看，常以府或县（即使府县也是不典型的）为单位的，更多的则是以某个人的片言只语、一举一动为例证，难以反映区域文化之特色；书中的量化分析，尤其不敢恭惟。既然如此，焉能论近代三大知识群体？又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比较？
　　应该强调的是，我国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在杨著封笔的前十年已逐步形成气候，特别是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浙文化业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三大热门课题，涌现了众多的论文和比较成熟的观点。可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尽管杨著引进了上百个西方话语，提出了数百个学术观点，然而，我国大陆学者80年代以来对这三大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却鲜少提及。相对而言，作者对该课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教育史似感到陌生，这些都制约了作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准。质言之，杨著在文化史、教育史领域似乎还没有站在课题研究之前沿。
　　（二）晚清教育变革怎能对应新文化运动？杨著开篇是以梁启超的“三阶段论”引入主题的。作者把洋务运动对应湖湘，维新运动对应岭南，新文化运动对应江浙，进行互动比较。这好比拿合作化年代的湖南大学、文革岁月中的中山大学和新时期的浙江大学进行比较。姑且不论这样的比较是否科学，能否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也不究地域化儒学在打倒“孔家店”时代是否还有生命力，在此，有必要提出疑问的是，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怎能拿晚清教育变革——书院改学堂作素材呢？
　　众所周知，书院改制在清末新政时期已大体完成，怎能与新文化运动划为同一时段呢？当然，如果抛开杨著导论及其“三阶段论”，把晚清教育变革作为近代文化史讨论的对象，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江浙文人对书院改学堂的贡献并不像杨著所说的那么大。无论是决定书院改制的前提——废科举的朝廷重臣，还是办西学得力的地方督抚；不管是近代学制的设计者，抑或是新学教学的先行者，似都不是以江浙文人为主体。至于杨著发现的“晚清江浙地区的专门学堂数目与学生人数远高于湖湘、岭南区域”（第484页）之史料，则是作者无心求证的一个写照（详后）。总之，把书院改制作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及讨论近代江浙知识分子的首选事件，未免有错位之嫌。
　　（三）章太炎是否是代表新文化时期的江浙文人的典型？如上所述，杨著把新文化运动表演的舞台留给了江浙知识分子，显然，江浙学人解读的主要对象不外是新文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鲁迅等。然而，杨著重点刻画的江浙文人却唯章太炎一人。章氏虽系近代史上的一流学者和风云人物，但章氏一生的闪光点和学术贡献不在书院改制或新文化运动。相反，太炎先生在五四前后思想已落伍于时代，把他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江浙学人的代言人，似显得别扭。在学者如云的江浙，杨著为何独钟情于章呢？大概章氏卓尔不群，爱臧否人物，从章氏话语里可找到讽讥湖湘儒生和抨击岭南学人的证据，甚至还可以把章氏家族当作浙东人（其实是浙西余杭人），“体现出浙东学派与浙西之学的分野”（第195页），
　　进一步深化所谓的儒学地域化理论，可谓用心良苦。至于章氏曾谢过本师（浙西的俞樾），亦抵毁过浙东的黄宗羲，又激进、浪漫（杨著认为这是岭南学人的特征），还具有谭嗣同、唐才常那样的“崇勇尚武”（杨著认为这是湖湘书生的性格）的秉性，作者似没有提及。事实上，若按杨著对人物性格划分的理论，章炳麟可能比湖南人还湖南人，比广东人还广东人，倒有点不像江浙人。其学术和思想也很少受地域的制约，如岭南人康梁帮助他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孙中山引导他奔向革命，尽管他们后来又交恶。由此可见，把章大炎代表新文化时期的江浙学人以区别该地与湖湘、岭南的学风和性格之异，似难以让人信服。
　　二、以论代史
　　无树，何以言林？史学研究若缺少梳理、辨析的史料，则极易走上以论代史之路。杨著的理论思路可简述为：近代各个地域传统学风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知识群体；各区域的知识群体因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现代化模式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洋务自强运动往往与‘湘学’知识话语的经世原则相关联，戊戌维新与‘岭学’知识谱系的特殊表现方式密不可分，晚清教育变革的形式也基本上受到江浙知识分子话语的支配和影响”（第17页）。区域文化和学风传承对近代知识分子思维和行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本人不敢妄断。但从杨著所提供的材料及其论证分析，似乎有以论代史之嫌。这里仅以杨著重墨泼绘的岭南知识群体为例，提出讨论。
　　杨著认为，明中叶“白沙之学的崛起使岭南知识群体长期沐浴于‘心学’神秘主义氛围之下……白沙学统数百年来一直贯穿于粤地学人之中” （第231页）；洪秀全主要通过“岭南传统神秘主义的精神模式”“来构成起义的凝聚力”的（第247页）；康有为与“陈白沙有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第229页）；“康有为正是利用陈白沙默观于心，自悟妙应的教育模式来影响梁启超等弟子的思维方式的”（第259页），这种“内倾感应思维”（第131页）造就了近代岭南一个“崇尚启蒙之功，摒弃务实之道”（第142页）、激进、浪漫、富于理想的知识群体。
　　陈白沙的影响，果真有这么大吗？我们先看杨著是如何论证的。在重点论述陈白沙神秘主义的个性和弃书不观的治学方法一直贯穿于岭南知识群体时，作者拎出了从明中叶至清初的一串岭南文人（第231—232页），但杨著所举的都不是岭南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难以代表岭南文化的主流。让我们翻开《岭南思想史》（李锦全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湛甘泉之后、康有为之前，广东十几位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是陈建、黄佐、海瑞、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朱次琦、陈澧、洪秀全、洪仁　、容闳、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多少陈白沙的影子。事实上，学界早有定论，陈献章死后，白沙学派就渐渐衰落，以至不复存在，根本不是杨著所云的在清中叶尚有“蓬勃生命力”（第232页）。即使白沙及门弟子继承乃师的，主要也是其学贵知疑、自由开放的治学精神，而非杨著肆意渲染的静坐或弃书不观的消极学风。如白沙最著名的
弟子湛若水、张诩，两人都抛弃了作为白沙心学特色的“静坐中养出端倪”⑴。甚至白沙本人，也非“甘心隐居”，其言行“与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无明显的差别”。而“弟子中最重要的几位，均以功名宦业显赫一时”②。在考证洪秀全依据岭南传统神秘主义精神模式构成起义的凝聚力时，杨著倒也说得干脆：“我们虽然找不到洪氏与白沙学派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但岭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秘主义宗教氛围，对洪氏构造太平圣境与接受基督教义有间接的地域文化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第249页）。既然已经承认“找不到”“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又何以能肯定“当是确定无疑”的呢？这不是明显的自我矛盾吗？
　　杨著费力最多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研究，已有大量的论著问世。其中，康的自传《我史》、梁启超的《康有为传》及近人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康的思想学术传承的轮廓：康早年受祖父及简凤仪等众多塾师的教诲，青年时期受学于程朱为主的朱次琦，接着入西樵山“专讲道佛之书”，也曾以“亭林之经济为学”，亦独好陆王，又受张鼎华、廖平及常州今文经学的启蒙，还接受过基督教义。而对康影响最大的是在游香港、上海后接受的西学，“始尽释故见”。当然，作为康曾崇拜的乡贤陈白沙及其学说对他不能说没产生作用，他本人早年也曾“以白沙之潇洒自命”⑶。但陈对康的思维和行动不可能起支配作用。恐怕至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提供多少康有为直接传承白沙之学的具体依据。这可以从上揭的三部康有为
传得到印证。那么，是康本人、弟子及康有为专业研究者疏忽呢？抑或是杨著发现了新的史料？都不是。杨著提出的只是一种推理的方法，走的还是“以论代史”之捷径。其逻辑是：时人曾说阳明之学过于高远，不如甘泉之学上下可及，而“湛甘泉是白沙弟子，由此可以推见白沙之学相对阳明之学更为简捷实用”（第229页），也就是说，白沙之学对康的影响比王学更大；康曾入西樵学佛道静坐过，陈也主张静坐，则康继承了白沙的“神秘主义的感悟方式”（第539页）；康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带领学生游山玩水，陈献章也有庐外讲学的经历，因而，“岭南学人的教学方式”“主要通过体悟而非读书力行的途径”（第531页）；
康的《孔子改制考》等是在其弟子的帮助下完成的，所以，“也反映出岭南知识群体在近代的共同思维取向”（第239页）。就这样，在“具体的证据”“难寻其迹”⑷的语境下，作者先通过推理求得“史料”，又对这些“史料”再推理得出他所需的结论。如此推理而治史，不由得使人想起余英时先生对目前有些青年学者“以为治史只需有论证而不必有证据”⑸的担忧，并非完全是杞人之忧。
　　三、随意取舍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汪晖先生认为，杨著“是非常尊重史料的，从大量例证出发来解释问题”⑹。依我看，杨著确实是大量使用了例证，并有较多的数据和附表，但可惜的是，杨著的很多例证却是没有经过筛选的，是信手拈来的；不要说“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⑺，就是作者举的例子本身，也往往经不起推敲。
　　（一）把特殊性当作一般性。杨著认为，清初江浙科举处于低潮，到了乾嘉时期才“恢复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第274页）。可是，此论恰恰与史实颠倒。清初是江浙科举的极盛期。在顺康雍朝，江浙的进士占全国的27.3%，迨至乾嘉，渐以式微，两省的进士仅占全国的22.4%。此后就失去了科举霸主的地位⑻。那么，作者为何得出以非为是的结论呢？因为他只举了无锡、金匮两县的特例。可见，在文化史、教育史研究中，仅找几个特例就贸然推测全局往往是靠不住的，有时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
　　（二）把一般性当作特殊性。顺治卧碑是清廷向天下学宫颁行的训示，可作者却把它当作湖南书院的特产（第514页）。再如，杨著为说明湘地书院的一个传统——山长以本籍士人为主，他选用了《民国醴陵具志》所载的《渌江书院山长表》（第386页）作释。可是，渌江书院始建于乾隆十八年⑼，也就是说，该院山长都是清代的山长，而清代全国的山长一般都以本地人为主⑽。因此，即使渌江书院的山长都是本邑人，并籍此考证出清代湖南的山长以本地人为主，也是把一般性当作特殊性，有多少学术价值呢？
　　（三）研究对象雾里看花。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称其弟子的大作“旁征博引，论述得非常精彩”⑾。无疑，学术专著是需要“旁征博引”，但前提是，要对被“旁征”、“博引”的对象了然于胸。我们注意到，杨著津津有味介绍的对象，有时大概连作者本人也心中无底。仍以上引无锡、金匮的科举例释来说，他是把两县在乾隆朝的科举中式人数比康熙朝的中式人数增加了多少作比较的。但这里有个细节作者没有注意到，即金匮是雍正二年才从无锡的东部析出去的。换言之，康熙时还没有金匮县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个比较是不能成立的。再以清代山长的籍贯分析。据有关专家对县级书院山长籍贯的定位推知⑿，山长籍贯本地与外地人之别，应以书院的级别而定。如县级书院的山长是本县人，则他为本地人；反之则为外地人。依次类推。现观照杨著提供的数据，渌江书院的51位山长，只有一个是醴陵人，其余基本上是湘省其他县的人。故严格地说，杨著所考渌江书院的山长基本上是外地人，也恰好与他的观点相反。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纵贯全书，不少例证是为了旁征而博引，或为博引而旁征，但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更显不出是“成功”的“经验性范例”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四）时间概念模糊。论史首重时间，然杨著最不以为然的好像恰恰是年代学。仅时间判断失误或表达不确的，就达数十次之多。如杨著曰：“……明永乐年间，又颁行了《性理大全》。元代袁桷曾对此评论云……”（第404页），请问，元人怎么能评明人的著作呢？杨著又在《旧唐书·地理志》中，发现了宋代岭南的“蛮俗”（第220页）。在论证乾嘉以后的江浙考据学家的新偶像时，杨著以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的理论作释（第304—307页）。在叙述近代岭南的学风传递时，杨著说：“……九江弟子康有为承其风……何启、梁廷楠、黄遵宪……沿其绪，遂成地域文化之规模”（第120页）。我们姑且不究何、黄与康谁出道早，仅说梁廷楠（1796—1861），他是康的祖父辈，梁逝死时，康有为（1858-1927）才3岁，怎能说梁“沿其绪”呢？我们在第232页又读到，“清代桐城派文章，乾隆之末曾风靡全国……湖湘一地如曾国藩等人行文均仿桐城之体。可是在广东岭南一带却找不到一个桐城派古文大家”。然曾国藩（1811—1872）生于嘉庆16年，乾隆末还没有出世，怎能把他当作乾隆末的古文大家呢？区域文化史表明，乾隆末桐城派盛行时，湖南和广东半斤八两，几乎都找不到古文大家。同样，如果说嘉庆时岭南对考据学还“罕有闻其学”（第232页），那么，此时的“三湘七泽间”朴学也“寂焉少闻”⒁。这样，杨著精心选择的两个“反衬出白沙学统”在
清中叶的岭南尚有“蓬勃生命力”（第232页）的例证，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而且，还反映了作者对两大区域在清代各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缺少俯瞰。
　　杨著对史料取舍的随意性，还表现在对同一史料在不同的场合作相反的例证。如说江浙“道统”的不连续性时，就断言阳明学派“传承寿命十分短暂”（第297页）。当其推行岭南神秘主义源远流长的学说时，却提出从“陈白沙讲学江门……到清廷禁讲学，兴文字狱时止，四百年间天下学统几乎未有盛于浙广二宗者”（第231页）。实际上，阳明学盛行于明中下叶的百年间，说十分短暂或盛行四百年，都是不确之论。同样，说广宗盛行四百年，也是无根之谈。不知这里的“四百年”，作者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此外，作者对引用史料出处的处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作者认为，参于《四库全书》的三百余位学者，“这批士人既不是通过科举的‘正选’渠道进入官僚机构，又并非通过荐举途径官司其职……而是使学术本身变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第275页）。这里，若引用的是他人的观点，作者似应讲明出处；若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就应具陈没有进士、举人功名或没有一官半职的学者有多少。然作者在这两方面都未作半句交待。其实，作者只要翻一翻《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职名》，恐怕就不会轻出此言了。
　　四、对史料的误解、曲解、一知半解、篡改和无心求证
　　（一）误解史料。“学额”是科举时代每次考试录取的府县学生的名额。这是杨著中最重要、最专业的术语。可莫名其妙的是，作者却不知何为学额。如说：“学额的分配尽管有一个从分南北中取到分省录取的转变……”（第273页）。这分明是把会试（全国性考试）名额的区域分配等同于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秀才（生员）录取的名额来并论，又煞有介事地考证道：浙江“仁和……等25县共有学额25名，平均一个县仅能占有一名学额，而湖南地区的湘阴……等12县却有15名学额，平均每县占有的学额超过一名”（第273页）。这里，作者竟把浙江仁和等25县每县有25名学额设想成会试录取每县一个名额来研究；把湖南湘阴等12县每县有15名学额，当作这12县平均每县会试录取超过一名来解读，叫人扼
腕。
　　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若研究清季中国知识群体，讨论儒学地域化而不懂学额，好比统计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而不明白“大中专学历”这个概念一样，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然杨著在第四章第一节中竟连续误解、曲解“学额”达十几次之多。这直接导致了杨著对学术史背景，如清代若干重要的文教政策出台的原因、措施及影响，有清一代文化史的走势，清代各区域文化教育的横向发展水平，乃至当时社会及士人的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作出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这对一部清代区域文化史来讲意味着什么呢？这与一个清史专业博士毕业、又在清史研究所工作多年的历史学教授的知识结构是否相称？
　　杨著对史料的误解，还表现在望文生义上。如作者见易宗　的《岳麓书院记》有“雍正十一年各省皆赐千金，以为书院兴贤育才之资”一词，就断言官方“不惜要求各省捐献岳麓修缮之资”（第353页）。但果真如此吗？非也！事实是：“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⒂。其中，“岳麓书院”与长沙“城南书院”同列省会书院，并共享帑金千两⒃。可作者仅凭“各省皆赐千金”一言，就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各省捐千金给岳麓，如此读史，难道还不够大意吗？雍正朝遍建省级书院是清代乃至我国书院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省级书院地位的确立，是岳麓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清中后期岳麓人
才辈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把书院作为研究对象，借岳麓当作实验场地的作者竟对此一片茫然，如何让读者信其“广阔视界”（第563页）呢？
　　（二）曲解史料。在“从三大学规比较看时务学堂之争”（第511页）的讨论中，杨著对史料多牵强附会，生吞活剥，避重就轻，断章取语，任意宰割。如杨著择取李文　的学规作为“湘学”的代表（第512页），就值得商榷。目前学界论及的岳麓学规有康熙五十六年李文　的学规、乾隆十年杨锡绂的学规和乾隆十三年王文清的学规等三种。但通常说的《岳麓书院学规》是指王文清的学规⒄。更重要的是，王的学规在后，是对前两个学规的补充和修正，若与近世的《长兴学记》比较，怎能舍近就远、择取已被扬弃的学规呢？退一步讲，若从便于比较来说，则应首选杨的学规。作者之所以对王、杨的学规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学规与《长兴学记》的内容相对接近，难以析出地域化特色。这倒说明离开具体的时代和条件，专挑有异处的学规（包括其他文化现象）来反映区域学风，究竟有
多大意义，这实在是个问题。理由很简单，既然李文　的学规代表“湘学”，那为什么很快被后来的两个学规所取代呢？若杨、王的学规继承、发展了李的学规的“湘学”传统，那杨著又为何买椟还珠呢？再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规”以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8）四言为纲，以其师朱次琦的“四行五学”（19）为要目。可杨著在诠释时，对这两个最值得追溯的学术渊源视而不见，却硬是围绕与学规似无关系的的陈白沙转，并不惜偷梁换柱，把处于支目地位的“变化气质”（这也是岳麓杨锡绂的学规和王文清的“学箴”所强调的），取代第二纲的“据于德”（第513页），可谓一举两得——达到割离孔
子四言，转移他人视线及改变提纲内容之目的。至于万木草堂的最大特色——经世致用、崇尚实学，杨著更是避而不谈。又如，“立志”、“治身”、“读书”、“穷理”、“养气”、“摄生”、“乐群”等，哪一条不是中国古代书院学规的重要内容？可杨著却把前四项划入“湘学”的“规条”，把后三条涵括成“岭学”的“旨趣”（第518页）。如此划分，恐难有人赞同。又再如，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出的教学主张是：“间曰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20）。即采用“禅宗” 和“湖学”的教学方法。可杨著不仅断章取语，抛弃了后半句（大概是因为胡瑗是江浙人，做“札记”又是江浙学人的传统吧），还在前半句中挖去关键的“禅门”两字（第521页），把禅宗“一棒一喝”的教学方法变成了“岭学”的专利。
　　（三）一知半解史料。杨著论及广东文教时说：“阮元在任期间……先后有学海堂、菊坡精舍及广雅书院的创建”（第233页）。不错，学海堂的确是伯元督粤时创办的，但“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则分别由晚清广东巡抚蒋益澧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创立，时阮公早已仙逝。杨著对材料撑握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对大家熟知的史料的运用也夹生夹熟。如“分省定额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浙地域人才积压的状况，使人才的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第272页）。这句话，后半句是对的，会试分省定额（这是清代最重要的文教政策之一）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文化落后的地区，使全国政治、文化发展趋于均衡；但对于文化发达的江浙诸省来讲是一种制约，故前半句是错的。又如“清初统治者曾试图以荐举特科
（专业术语应称制科——笔者注）的方式，作为学额控制的补充手段，以吸摄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的人才”（第275页）。此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制科的确是为了招揽对场屋不感兴趣的“奇才硕彦”，但“制科”与“学额”毫不相干。
　　（四）篡改史料。《中国绅士》记载顺天乡试名额分配的第七款原文是：“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贡监生）36名”（21）。本来，此信息与杨著的研究似无关系。可杨著为寻找地域化儒学发展的渊源，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取代固有的史实，把此文篡改为“南皿名额即合并江苏、安徽为江南一地统一录取生员”（第331页）。这样，录取的范围和对象都变了。大概是作者太看重自己的理论了——明知原始材料与他的地域化理论相悖。因为，在原文中江浙与湖湘划为同一区域。这时作者似应放弃或修正自己的理论，可作者却臆造证据以凑成已说，把不利于自己的史料，篡改成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难道是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吗？
　　（五）无心求证史料
　　第一、杨著为论证“徽地在汪龙、凌廷堪之后已基本产生不出多少著名的学术大家了”（第479页）的论断，依据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的统计，认为“除皖派经学中徽籍学者所占比重较大外……在其他类别的学者中所占比例大多不超过百分之一”（第501-502页）。可作者自己提供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所列的全部8个类别的学者，徽籍学者所占的比例是4.7%（考史家2.6%应为7.7%—22%，据计算，平均10%据我核对原始材料，也大致如此）。可结论怎仅为实际的十分之一（相似的硬伤，在第313页、493页还可找到三处）了呢？若“百分之一”是“百分之十”的笔误，则在20个左右的省份中，皖籍学者能十居其一，也与作者的论点大相径庭。进一步追究，问题还有一大堆。如杨著要论证的是汪、
凌之后安徽鲜有学人，理应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或相关文本中析出汪、凌之后，即晚清朴学家的故里进行统计。可杨著所取8个专业的学人，无一例外以有清一代为时限，重蹈了把长时段（清代）与中时段（晚清）混为一谈的覆辙。再如，《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对所辑人物的安排有一特征，不少学者“专传之外，复列互传与目”（22），即在全书及各章中以目的形式重复出现在数个专业中。故统计某一专业的学者，不仅要统计“专传” 中的人物，也要收入“复列互传于目”的人物，可杨著大都只统计前者，遗忘了后者。如在小学家统计时，把“复列互传与目”的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俞樾、孙诒让等近半数一流
小学专家、大师拒之门外。这怎能客观地反映清代小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呢？同时，在校勘目录学家的统计中，则把“复列互传与目”的章学诚等5位专家也悉数收人。这标明杨著对研究对象的取舍，似无客观标准。还有，很可奇怪的是，作者取近似值时没有采纳常用的“四舍五入”法，而是从1到9统统舍去。在一段不足三百字的文字中，就出现了诸如取舍失当、计算失误、叙事失实、持论失衡、行文失范等纰缪，堪称是浮躁的一个缩影。
　　第二、一个推翻自己结论的考证。从形式上看，杨著真正在“近代”、“区域”、“知识群体”意义上具有比较价值的史料，唯“光绪三十三年三大地区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第485页）一则为最重要。杨著为考证“湖湘、岭南、江浙（包括安徽）三大地域书院转学堂的变革整体运作中，江浙地区一直走在湖湘、岭南区域的前列”，用图表的形式反映“晚清江浙地区的专门学堂数目与学生人数远高于湖湘、岭南区域”（第484页）。为了让事实说话，我们先把杨著提供的数据汇总列表于下。
　　光绪三十三年三大地区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及学生数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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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数目/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广东 湖南 合计
学堂 18（26） 10 4 15 6（17） 53（72）
学生 1196（1824） 920 397 2854 1004（1996）6371（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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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本表理应把专门学堂与实业学堂分开，但为保留原貌，仍合两为一；括号内为本文修正后的数字；游学预备科仍保留原数。②这方面有现成的资料，作者为何要自已“整理”（第485页）？又为何对自己“整理”的资料的来源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