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广东永和系列之一

新塘永和：“和”文化孕育下的神奇土地

中国人以和为贵，“禾”“口”组成的“和”字，蕴含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承认世间万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合理存在，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同事物或对立因素之间的并存与交融，相成相济，互动互补，是万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门。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对“和”的崇尚，昭示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新塘永和，正在成为“和”文化的诠释者。

湛若水与“永和”

新塘成为“礼义之乡”

中国的帝王崇尚“和”，不惜将中央帝国紫禁城中的三大宫殿的名称都冠以“和”字；平民百姓崇尚“和”，亦是将承载子孙万代繁衍生息的一方土地取名为“和”。在广州，以“和”为名的地方俯首皆是，“同和”“太和”“人和”“林和”，还有广州东部沐朝阳之光、浴清明之风的“永和”。

在“永和”一带，历史上出过一个世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就是明代理学大师湛若水。

湛若水，号甘泉，世称甘泉先生，增城新塘人，官至南京礼、吏、兵部尚书。与同时代的王阳明创建了中国“心学”的两大学派，打破儒理学自宋以来僵化、禁锢思想的局面。

明代中期，是一个社会充满尖锐矛盾的时代。湛若水政治上提出“天下民庶实为邦本”。他入朝即上《经筵讲学疏》，劝皇帝“以深居静思为本，以温习寻求为业，以敬亲事天为职分，以勤政亲贤为急务，随处操存体认天理”。他继而警告，“民心一散，不可复合，天心一去，不可复留”，“盖天民一理，上下无间，其得失存亡之机，系乎人君一心之敬否。故敬者乃圣学之要，而致治保邦之本也，为人君者，不可不加之意哉”。

湛若水主张用“恤民”政策调和社会矛盾。他认为，百姓“有田则食足，食足则善心生，善心生则伦理明，伦理明则风俗厚，风俗厚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和气致，和气致则天地泰、万物若”。

新塘成为“礼义之乡”

湛若水还是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为兴学育贤殚精竭虑，致力营造公平和谐的教育环境。所到之处必修书院，广东、江苏、安徽、湖南、福建等地共有他兴办或捐助的书院40多间。他还用自已的积蓄为所到之书院设“赡田”，以学谷周济贫苦学生，瞻养四方学子。

据湛氏后人新塘籍作家湛汝松介绍，湛若水仅在家乡就兴建了三座书院，有甘泉书院、读岗书院、莲洞书院。

据史料记载，屹立于新塘镇永和管理区东北面的南香山，古称南樵山，意与粤中名胜南海西樵山、惠州东樵山（即罗浮山）鼎足对峙。船只行驶在东江口与珠江口上能仰望到它的雄姿，因而被誉为珠三角上的天然航标，历代均有文人墨客为之咏唱。明代嘉靖年间，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湛若水休假回乡，与增城知县文章、教谕汤仁等登上南樵山，共同筹划在南樵山中莲花洞上兴建莲洞书院。莲洞书院建成后，湛若水亲自在书院讲学，培养弟子，并亲笔题写“湛子洞”三个大字，由学生镌刻于石壁之上。

自湛若水在新塘兴办教育之后，当地学业一时兴盛蔚为壮观。据湛汝松统计，自宋代至湛若水之前，增城地区中进士者25人，属番禺沙村（现新塘镇）的只有4人，占16％；而在湛若水之后，增城地区中进士者12人中，属新塘的有6人，占50％。至于中举者，自宋代至若水之前，增城有132人，属新塘的只有17人，占13％；而在若水之后，增城有136人，属新塘的就有60人，占45％。新塘从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一跃为全县文化之冠，被誉为“礼义之乡”。

而今，已是富甲一方的新塘人，为告慰先贤抚育后人，在南香山密林中的莲花石洞旁，重新找到了莲洞书院的遗址，准备在原址上重新修建莲洞书院，恢复往日学子如林的盛况。

新塘镇科教文卫办主任冯玉书说：“我们已经成功摆脱了经济上的贫困，但是我们还要甩开文化上的贫乏。我们不能任传统文化的断层继续发展，否则我们的孩子将无法得到传统文化的濡养，永远地失去自己的根，而这种畸形的发展是不会有前途的。”

新塘：

“和”文化传承的先锋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掀起了“读经活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书院建设方兴未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国学班，也在各著名大学内陆续开办，其中有影响的有清华、北大与复旦大学最为著名，国学班除传授琴棋书画之外，研习内容还有中国历史、儒学、佛经、禅宗、周易、老庄思想等。

在全球西化浪潮的冲击下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人普遍自觉趋向的一股文化潮流。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方式回应，以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精神无根感。

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认为，20世纪下半期以来，以人性解放为旗帜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全面走向俚俗化，在全球范围内弥漫一种抛弃古典文明教化的氛围，引发了从现代化文明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一些极端不负责任反道德伦常的思潮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层面特别缺乏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对中国社会造成解构分离的严重威胁。

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流，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腐朽阶级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批判与拒绝，传统文化理念的离散使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被人为地铲除，而新的外来思想中又缺少对文明德性的关切，从而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抵制低俗化的精神防线。

正因为如此，从本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获得制衡非道德化的世俗化文化冲击，避免整个民族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向过度物资化与动物化，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如果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来看，以各地书院复兴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湛汝松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缩影，新塘在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困境。立志要做传统价值观传承者的新塘人，在复兴传统文化工程上，同样需要面对中国传统文明所面临的许多障碍与困境。“我们好几代已经从小就没有接触过儒家教育，人们并不了解先贤的思想，说不清传统文化的根是什么。虽然我们在情感上倾向于传统，但是在理性上却说不清要回归什么样的传统。”

21世纪，是人类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需要有识之士的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继续发扬光大，使中国社会走向经济繁荣与人性发展并存的时代，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将为中国开创出具有东方文明特质的新时代。

湛汝松说，可以预见在浓厚的“和”的氛围中，新塘作为我们的家园必将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新华智库 ·陈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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