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湛方生——一位与陶渊明气类相近的诗人

时间:2018/9/1 15:16:53  作者:钱志熙  来源:世说新语吧  查看:346  评论:0
内容摘要:汉至西晋,处于边缘地位的寒庶阶层尚能以功名或文学争得社会地位,而且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这样的社会,自然还有一些张力,所以文学和思想都得以繁荣。但到了东晋,门阀士族真正是一枝独秀了,政治和社会地位登峰造极。寒素族即使在他们从来藉以跻身社会中上层的文章...
汉至西晋,处于边缘地位的寒庶阶层尚能以功名或文学争得社会地位,而且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这样的社会,自然还有一些张力,所以文学和思想都得以繁荣。但到了东晋,门阀士族真正是一枝独秀了,政治和社会地位登峰造极。寒素族即使在他们从来藉以跻身社会中上层的文章学艺方面,也有点儿溃不成军的样子,纵从事于文学而略得微名者,也仅仅是士族文学的附庸,难以表现出寒族文学自身的特点。那位在运租船中月夜高咏而有幸知遇于谢大将军的袁宏,其际遇甚至为李白所艳羡,可其结果也不过作了一位门阀士族的附庸文学家而已。倒是他那两首成名作《咏史诗》,呈现了一点寒素文学的气骨。这说明东晋的门阀,不仅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是垄断性的,就是在文学上也是垄断性的。典型地反映了门阀意识的玄言文学之所以独盛于东晋前中期文坛,其原因也可以想见了。   话太聒絮了,其实这番代古人发的牢骚,都是因为想起了那位寒素诗人湛方生。不专门治文学史的人,恐怕很少会知道他。这也难怪,因为他差不多就是一位无名氏诗人,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为卫军谘议参军,有集十卷”(《隋书·经籍志》)这样一条。如果说他留下一二无关紧要的劣等作品也就算了。可是这位与谢混、殷仲文、陶渊明时代相近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他的气类与陶渊明很接近,创作也很有个性。他的那十卷集子虽然已经散佚,但仍留下诗、赋、谣、咏、颂、赞、铭、杂文、骚辞等各体作品二十几篇①。了解魏晋文学的人一看就能知道,这一点作品在唐宋时代的话,只能算“少数作家”,但在魏晋、尤其是在文学歉收的东晋,这个数量就相当可观了。而其运用的体裁,差不多遍涉当时体裁种类的全部。东晋时代的文体学很不发达,远不如西晋之众体皆盛。方生能兼擅众体,并且每一体写得都不错,这在东晋文坛上并不多见。再从作品的艺术价值看,湛方生的这二十几篇作品所显示的语言技巧之娴熟和境界之清新,格调之高雅,在东晋文坛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东晋以文学扬名后世者,渊明之外,前有孙、许,后有殷、谢。方生这位几乎被时贤及后代人忘却的作家,其实际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至少可以与孙、许、殷、谢相俦。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极力称颂殷谢的功绩,认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殷仲文只留下两首诗和两个佚句,谢混也只留下四首诗和两个佚句。谢的代表作《游西池诗》写景虽有佳句,但不如方生《帆人南湖》、《天晴》等诗的清隽自然。至于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一诗,较可观玩的,也就“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两联而已,其余句子,仍不脱雕锼玄理之病。所以萧子显认为“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南齐书·文学传论》),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笔者无意于为古人较短论长,但从实际的成就来看,真正变革东晋贵族玄雅晦涩诗风的,当首推陶公,次推方生。钟嵘所说的“才秀人微,取淹当代”(《诗品·中》),评论鲍照果然贴切,移来形容方生的遭际,恐怕更可以说是如印印泥。三复钟氏此语,使人感叹不已。   方生究竟何许人也?他的《庐山神仙诗》序中记载,太元十一年(386)有人樵采庐山中,见一沙门“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轻举”。说明他太元十一年后尚在人间,而渊明此年二十二岁,因此他或为渊明前辈,或为平辈;晚辈则不大可能,理由下面还要说到。他的《上贞女解》一文,是为贞女龙怜请求旌表的解状,文首记云:“伏见西道县治下里龙怜。”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湛方生”条,根据《上贞女解》推断方生“或曾官越州西道县”。按越州应作交州。检《南齐书·州郡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齐、梁、陈各图,知西道县属交州新昌郡,在今越南郡内。越州则在雷州半岛一带。但上列地图集中的东晋各图,交州(东晋交州包括越州一带)并无西道县建置,大概西道县是南齐时才设立的。所以湛方生所说的西道县,不大可能是交州西道县。那么湛方生曾经在那里做过官的西道县又在那里呢?笔者于郦道元《水经注》中得到了这样一条记载:江水又东历前门虎牙之门(郦注略)。又东南过夷道县北,夷水从佷山县南,东北注之。(以下郦注)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温父名彝,改日西道。(卷34“江水二”) 可知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在桓温时曾改为西道县。方生文章中的西道县,就是荆州夷道县。桓温于永和初(元年为346年)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②。桓温改夷道为西道,应该是在他担任荆州刺史之后。《湖北宜都地名志》记载:“晋太和中,荆州刺史桓温以父(桓夷)嫌名,改夷道为西道,后复名。”太和是东晋废帝年号,从366年到370年。至于西道县何时又重新改回为夷道县,自然也跟桓家兴废有关,我想最迟也只能在元兴三年(404),这一年桓玄篡位彻底失败。桓氏沦为叛逆,西道县自然非改回为夷道县不可。根据据以上情况可知,西道县名使用的时间,当为366年至404年之间。方生在西道县做官,也只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由此也可大略推测他的生活年代。所以上文中我们说他只能是陶渊明的先辈或平辈,不太可能是他的晚辈。根据各种材料所提供的一种模糊信息,我觉得方生最有可能是陶渊明的先辈。   宜都为山水名区,方生在宜都时所作,至少有《上贞女解》、《修学校教》、《游园咏》三篇。《上贞女解》记载贞女龙怜的事迹。她出嫁半年,丈夫就去世了。不久丈夫的三个兄弟也“相寻凋落”。龙怜没有离开夫家,而是变卖父母之资、躬亲机杼之事,操办夫家的接二连三的丧事并守着香火五十年,中间拒绝了不少人的聘娶。方生认为古来节妇,“或毁发肤之体,以绝求者之望,或自经沟中,苟全不夺之志。虽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亏”,为了守节而毁身灭性。像尤怜这样身命与节行兼全的,尤为难得。他说:“怜盖草莱之妇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长于荒榛之下,目不见尺素之文,耳不闻古今之说,师心率己,蹈兹四德,抑可谓票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认为她是山水灵秀之所钟毓,道德发于自然,无关于名教的淬厉,这是很有玄学意味的一种看法。《修学校教》应是代上司所作的教令,文略云:   贵郡之境,山秀水清。岭举云霞之标,泽流清旷之气,荆蓝之璞,岂不在兹。(下佚) 在官方的文告中,有这样品题山水的妙语,可以想见东晋人为官之风致。又说到“荆蓝之璞”,当属宜都无疑。   《游园咏》,体裁介于诗赋之间,是一篇辞体短歌,方生于五言诗之外,亦擅长此体。这篇山水杂咏对于了解方生在宜都的山水之游,以及他的思想趣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提到的几个小地名,更可进一步证实方生的仕宦地确实在宜都一带。咏曰:   谅兹境之可怀,究川阜之奇势。水穷清以彻鉴,山邻天而无际。乘初霁之新景,登北馆以悠瞩。对荆门之孤阜,旁渔阳之秀岳。乘夕阳而含咏,杖轻策以行游。袭秋兰之流芳,幙长猗之森修。任缓步以升降,历丘墟而四周。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羁马思其华林,笼雉想其皋泽。矧流客之归思,岂可忘于畴昔。 宜都以山水形胜著名,方生在一个雨霁天清的日子,登上北馆,遥望荆门,旁瞻渔阳秀峰。荆门即荆门山,在宜都西北的长江南,跨宜都、宜昌两县之间,与虎牙山隔江相对。渔阳当是渔洋河,又名汉阳河(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方舆全图总说”卷2,及《湖北宜都县地名志〉)。河两岸多峻峰,即方生所说的渔阳之秀岳。唯有北馆这个地名不见于有关载籍。疑即《水经注》中所说的“望堂”:   郡治在(宜都)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北有湖里渊,渊上橘柚蔽野,桑麻暗日,西望佷山诸岭,重峰叠秀,青翠相临,时有丹霞白云,游曳其上。城东北有望堂,地特峻,下临青江,游瞩之名处也。(卷34“江水二”) 清杨守敬(宜都人)《水经注疏》卷三十四记载,望堂“在今宜都县西”,可见古今宜都县治略有变动。方生咏中所描写的景观,与《水经注》所叙很相近,所以北馆当即望堂,因为建于城北峻峰之上,所以称北馆。据此文,可知方生游宦之地为宜都无疑。咏的结尾,写宦游虽乐,终不如回到故乡,过一种抱朴守素的隐居生活,与他的《怀归谣》意旨相同。 宦游宜都,文章得江山之助,使方生成为山水诗史上的先驱诗人。从所存的作品可以看到,他的山水审美意识已十分自觉,鉴赏山水的眼界也很高,加之娴熟的描写技巧,可以推测他在宜都应该还有一些山水作品。现存的三首重要的山水诗,则应是从宜都还都城或家乡时的江行之咏。《帆入南湖》: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彭蠡湖为三江之汇,庐山为众峰之首。诗人自上游千里放舟而来,至此将近南湖之时,见景物格外明净可喜,江岸白沙,岩巅松色,相映而丽,面对悠悠无尽的江水,不禁生出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玄理,而是很深沉的宇宙意识。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其宇宙意识为人所称道,数百年前的湛方生实已开其先声。“白沙”一联,写景简而得神,确是东晋人笔法。《还都帆》: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载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此诗境界意理与上诗相近,很有可能是同时所作。首二句高远而阔大,次二句以写为叙,句法峭然有致。“水无”一句,似是暗用《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看江水滚滚而去,联想起人生时光之流逝。所以接下去一句说“木有千载贞”,亦即人无百年,木有千岁的意思。最后写自己观览山水,超然有悟,忽忘千里羁愁。《天晴诗》:   屏翳寝神辔,飞廉收灵扇。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落帆修江渚,悠悠极长眄。清气朗山壑,千里遥相见。 江行三诗中,此篇尤其精彩。风雨过后,江上青天如镜,平津似研,上无一丝云翳,下无半重浪痕。天晴雨霁,江面风浪不生,落下船帆,船走得慢了,更觉得江岸沙渚之修远;悠悠远眺,但觉清气朗映山壑,如可见千里之遥;江山明净,纤毫无染。此诗写景浑成,而复觉神超形拔,可称妙鉴山水。其修洁省净,似非谢客所及,倒是接近渊明风格,但渊明集中,亦无专咏江山景物之作。江行之作,后世甚多,方生此篇,堪称首创。   方生不仅长于吟赏山水,作为一位寒素诗人,更有慷慨咏怀的作品。他的《秋夜诗》和《怀春赋》都是览物兴悲之作,有感于生命短暂。这在魏晋是常见的,但东晋玄学独盛,虚淡者多,慷慨者少,所以他的这种作品,不能不说是文学中抒情之风重兴的先兆。何况诗人笔底确有一种寒士失职的不平之气:   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岭颓鲜而殒绿,木倾柯而落英。履代谢以惆帐,睹摇落而兴情…… 明显可见宋玉《九辨》之影响。诗中写秋夜之感云:   秋夜清兮!何秋夕之转长,夜悠悠而难极,月皦皦而停光。播商气以清温,扇高风以革凉;水激波以成涟,露凝结而为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伤? 形容秋夜景象比较细致,情绪也很摇荡感伤。但最后还是以老庄玄理陶写,“拂尘襟于玄风,散近滞于老庄,揽逍遥之宏维,总齐物之大纲,同天地于一指,等太山于毫芒。万虑一时顿渫,情累豁焉都忘”。虽为发抒玄思,然亦句语清壮。   和陶渊明一样,湛方生在仕途上似乎也很不适意,宦情冷落,常有归欤之叹。《游园咏》已经表现了这一点,将自己比作思华林之羁马、想皋泽之笼雉。《怀归谣》则专写岁暮怀归之思,相当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只是渊明是归后所作,方生作此谣仍在客乡,所以情绪十分凄苦:   辞衡门兮至欢,怀生离兮苦辛。岂羁旅兮一慨,亦代谢兮感人。四运兮道尽,化新兮岁故。气惨惨兮凝晨,风凄凄兮薄暮。雨雪兮交纷,重云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冱。感羁旅兮苦心,怀桑梓兮增慕。胡马兮恋北,越鸟兮依阳。彼禽兽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乡。望归途兮漫漫,盻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无由,欲越津兮无梁。 从作品意境来看,大概也是在宜都仕宦时所作的。方生的生活态度是抱朴适性,《游园咏》中“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就表达了他对机诈虚伪的官场的厌弃,和对适性抱朴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介寒士,方生的适性与陶渊明一样,是指隐居衡门、与至亲朝夕相聚的生活,所以他最后终于放弃仕宦,归隐乡园。《后斋诗》即是写这种隐居生活,所表现的情调很像渊明的田园诗。诗云: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容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瞩,坐对川阜。心焉孰讬,讬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 从“开棂攸瞩”两句可以知道,方生的家乡也是山水风景很优美的地方,无怪乎诗人如此念念思归。但他的家业似乎比陶渊明还要贫薄,渊明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却是“门不容轩,宅不盈亩”。因此隐居之后,诗人也要像渊明一样躬耕自资,《庭前植稻苗赞》透露了这一情况: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文字虽然不及陶渊明那样自然生动,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方生对于农耕的喜悦自足之情。其中“流津沃根,轻露濯色”,让我们想起“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这些陶诗名句。   方生在思想上服膺老子,这原是当时的风尚,但他对老子的领会,着重于弃智抱朴、守素以自适,则反映了他的寒素本色。《与诸人共讲老子诗》、《老子赞》、《北叟赞》这几篇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观。这些作品都强调了老子思想对于诗人迷惘人生的开悟作用:   吾生幸凝湛,智浪纷竞结。流宕失真宗,遂之弱丧辙。虽欲反故乡,埋翳归途绝。涤除非玄风,垢心焉能歇。大矣五千鸣,特为道丧设。鉴之诚水镜,尘秽皆朗彻。   ——《诸人共讲老子诗》 诗人将一种思想的归宿称之为“故乡”,念念不忘地追求,这与他在宦途中慊慊思归的情绪是一致的。在这里可看出他弃官归隐的思想根源。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方生的作品,在东晋时期堪称上乘。他虽然受到玄风的影响,但仍然表现寒士文学怊怅抒情的特点。在艺术上,他吸取东晋文学高简隽雅的特点,而更加向自然朴素、写物传神的方向发展。他在晋末刘宋的实际影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从文学史发展的逻辑上看,他对晋末宋初的文学是有开风气作用的。他与陶渊明在思想乃至作品主题上的多方面相似,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巧合。陶渊明在创作上是否受到方生的启示,在找不到具体的材料情况下我们不好遽尔推论。但从方生的出现,可以证明陶渊明出现于晋末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并非孤立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方生的出现,更证明了寒素士人在文学创作上不可抑制的创造力,即使在东晋这样一个时代。   方生是一位连钟嵘也将他完全忘却或忽略掉了的诗人。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研究文学史来说,当时代人的评价固然重要,但这种“当代批评”是有局限性的。钟嵘《诗品》,无疑是中古诗歌研究方面的经典,但受这种“当代批评局限性”的限制,并没有最准确地反映出中古诗坛及其发展的全貌。忘掉湛方生,比起低评陶渊明来,更能反映根深蒂固的士族文学观念的偏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①见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晋文》。又据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中华书局1997年版),清周世敬辑有《湛谘议集》一卷,现藏北图,所收《让中正笺》《火论》《盟社文》三文出严本之外。笔者曾到北图访求,惜值锁馆装修,未获一见。   ②《晋书·桓温传》:“(庾)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又据同书《庾翼传》,翼卒于永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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