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下简称《学案》）是黄宗羲于清初撰写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全书共62卷，立学案17个，“寻源泝委，别统分支，秩乎有条而不紊，于叙传之后，备载语录，各记其所得力”（《学案》“仇兆鰲序”），评述了200多位明代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则是清乾隆后期，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大型目录著作，全书共200卷，对《四库全书》著录的3461种著作和存目的6793种著作，每一种都撰有一个简明的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提要》初稿出于众人之手，但定稿均经总纂修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朱珪《知足斋文集》“纪晓岚墓志铭”），故尔可以说基本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思想。《学案》评述过的明代思想家，凡是在当时有著作流传于世的，《提要》大多也都有所评论。对比两种著作对同一思想家的评论，既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黄宗羲、纪昀二人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旨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朱明一代的思想流变和学术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稿所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即对有关资料进行简单地整理与排比，至于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尚待以后进行。
一、对明前期各家学术之评论
明朝初期，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下，故当时学者，大多不出程朱之矩矱。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体悟静观，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1.对明前期朱学诸儒之评论
明代诸儒，凡其学术渊源明确并递相传承者，《学案》皆列入各派学案之中。但也有一些儒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对于这些无派可归的学者，《学案》统归之于《诸儒学案》。其中列于《诸儒学案上》的学者，“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即都是明代前期传衍程朱之学的儒者。
列于《诸儒学案》之首的是方孝孺，其道德文章很受人推重。《学案》对方氏十分崇敬，称其“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尚者，必告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学案》还将方氏与朱熹并举，称方氏为明代“学祖”：“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由于方氏是宋濂的及门弟子，故人们多谓其学出于宋氏，《学案》特别指出两家不同处：“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总目》在《逊志斋集》提要中，对方氏气节亦予以高度赞扬，谓“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但对于方氏“驾轶汉唐，锐复三代”的志向，则有所批评，认为不合时宜：“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
曹端学由自得，黄宗羲之师刘宗周认为他是继方孝孺之后的又一位大儒，“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者，实赖有先生一人”（《学案》“师说·曹月川端”）。《学案》对于曹端的评价，则有褒有贬：一方面，历举曹氏辟佛老、化习俗之举，称扬曹氏“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另一方面，对于曹氏的理论有所批驳，指出曹氏不同意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而他自己的说法“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总目》对于曹端之学术，则是持高度褒扬态度，《太极图说述解》等书提要谓：“史称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盖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是编笺释三书，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为归。”《夜行烛》提要谓：“明初儒学，以端为冠。”《曹月川集》提要亦谓：“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曹月川集》提要虽然也谈到“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但又指出：“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固未可绳以音律，求以藻采。”
方孝孺、曹端之外，明代前期较有名的学者还有罗伦、章懋。《学案》称罗伦“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总目》对罗氏评价与《学案》基本相同，《一峰集》提要转述了《学案》语，以肯定罗氏之学术宗旨与品行，但对其个性也有所批评：“虽执义过坚，时或失于迂阔，又喜排垒先儒传注成语，少淘汰之功，或失于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干者比也。”《学案》对章懋亦持肯定态度，称“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澈，望之厐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总目》对章氏更是赞誉备至，惟对其推崇吴与弼不以为然。《枫山语录》提要谓：“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其学术、政治虽人人习见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似讲学家动以载道为词；其评骘人物，于陈献章独有微词，则懋之学主笃实，而献章或入元虚也。然献章出处之间，稍有遗议，而懋人品高洁，始终负一代重望，则笃实鲜失之明验矣。……惟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耳。”《枫山集》提要亦云：“至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醇实。”
庄昶、张元祯亦有名于时。关于庄昶，《学案》谓其“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宗旨与陈献章相合，但又批评庄氏“功未入细，受用太早”，比不得陈献章“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学案》称庄氏“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也”。钱谦益曾批评庄氏“多用道语入诗”，《学案》讥讽钱氏“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总目》对庄氏评价不高，《庄定山集》提要谓“惟癖于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义，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同时又肯定庄诗亦有可观处，“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张元祯笃好濂、洛、关、闽之书，曾建议以《太极图说》、《西铭》等书于经筵进讲。《学案》称赞张氏“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特别欣赏其“是心也，即理也”等言，认为已发阳明心学之蕴，“则于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至者，别出一头地矣”。《总目》对张氏则持否定态度，《东白集》提要云：“元祯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西铭》、《通书》。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姗笑其迂阔，殆非无因。其诗文朴遬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
此外，还有陈真晟、张吉、蔡清等。《学案》对陈氏评价较高，谓陈真晟之学“于康斋（吴与弼）为近，于白沙（陈献章）差远”，并称赞陈氏“务为圣贤践履之学”，认为张元祯赞许陈氏“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之言，“亦定论也”。《总目》对于陈氏则颇多批评，《陈剩夫集》提要指出，陈氏“谓宋元两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学，故上干天怒，夺其命以与明，持论颇僻；又题《玉堂赏花集》后，诋其执政，谓不赏其《程朱纂要》，而群聚赏花，后世不免谓之俗相，尤为偏激。林雍作《真晟行实》，称其既无所遇，每四顾彷徨，不能自释，亦异乎寻孔颜之乐者矣”。对于张吉，《学案》谓其为学与陈献章“不契”，“终以象山为禅，作《陆学订疑》，盖《居业录》之余论也”。此言暗寓批评之意，因为《学案》对于胡居仁《居业录》批评陈献章和禅学是不以为然的。《总目》则因张吉不受当时流行的学术与文学观念影响，而对其加以赞许。《古城集》提要云：“明至正德初年，姚江（王守仁）之说兴，而学问一变；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吉当其时，犹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对于蔡清，《学案》谓其“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蚕丝牛毛不足喻其细也，盖从训诂而窥见大体”，又谓“其释经书，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犹无与于学问之事者也”；《学案》提到蔡氏“极重白沙，而以新学小生自处”，但又指出蔡氏“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对蔡氏之学实有所不满。《总目》对蔡氏则多所肯定。《虚斋集》提要谓：“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然其《易经蒙引》，于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
2.对崇仁、白沙学派之评论
吴与弼与薛瑄是明代前期的两位开宗立派的著名理学家，两人分别开创了“崇仁之学”与“河东之学”。论出生年份，薛瑄要稍早于吴与弼，但黄宗羲却是以《崇仁学案》居首，《河东学案》次之，这反映了他尊吴贬薛的学术倾向。
刘宗周对吴与弼就极力推尊，谓其“独得圣贤之心精”，“薛文清（瑄）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献章）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学案》“师说·吴康斋与弼”）。黄宗羲对于吴氏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承师说，谓其“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入作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对于世人诟病吴氏之语，黄宗羲一概为之辩解。如吴与弼曾为权臣石亨跋族谱，自称“门下士”，颇受时人诟病，黄宗羲认为吴氏若“不称门下”，“必不能善归”，此举不过是保全性命。从《康斋文集》提要看，《总目》虽然也指出：“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以尽没。”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吴与弼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急于行道，躁于求名”，“出处之间，物论颇有异同”。吴氏《日录》屡记梦见文王、孔子、朱子，甚至记其妻亦曾梦见孔子，《总目》对此予以讥刺：“无乃其妻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
吴与弼的弟子中，名声最著者为陈献章、胡居仁与娄谅。陈献章另开白沙学派，胡居仁则基本恪守师训。《学案》对胡氏之品行盛加褒誉，称其“奋志圣贤之学”，“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但《学案》又引述周翠渠（瑛）之言，暗示胡氏之学虽得正路，但尚未“跻乎远大”，“若深造而未艾”。对于胡氏讥议陈献章为禅，《学案》颇不以为然，认为胡氏所谓“静中之涵养”，实即陈献章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二人实属“同门冥契”。《总目》虽不满于吴与弼，但对胡居仁却褒崇有加。《易象钞》提要云：“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元渺之谈。”《胡文敬公集》提要云：“居仁本从吴与弼游，而醇正笃实，乃过其师远甚。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史称薛瑄之后，惟居仁一人而已。”《总目》对《学案》认为胡居仁与陈献章“同门冥契”的说法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居业录》提要云：“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溪（陆九渊），下启姚江（王守仁）；居仁则恪守新安（朱熹），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
相比而言，娄谅、魏校在学术上对师说变化稍大，《崇仁学案》小序指出：“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娄谅）、庄渠（魏校）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据《学案》本传概括，娄谅的为学宗旨是“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胡居仁对娄谅与陈献章同视并訾，“谓两人皆是儒者陷入异教去”，称娄谅穷理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短耳”。黄宗羲则认为娄氏之言“未尝非也”，并因王守仁曾从娄氏问学，认为“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由于娄谅遗文散失，《总目》对其无专评，但在夏尚朴《东岩集》提要中提到，“谅以勿忘勿助为敬，胡居仁、罗钦顺多讥其近禅”。魏校是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其宗旨为天根之学，从人生而静，培养根基，若是孩提，知识后起，则未免夹杂矣”。《学案》谓胡居仁“工夫分乎动静，先生贯串总是一个，不离本末作两段事，则加密矣”，并称“聂双江（豹）归寂之旨，当是发端于先生也”，又云“先生疑象山为禅，其后始知为坦然大道，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也”。看来魏氏之学颇近似陈献章。《总目》对魏氏著述颇多訾议，尤其对其欲行《周礼》于后世不满。《周礼沿革传》提要云：“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袭。校于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当然《总目》对魏氏也不是一概否定，《庄渠遗书》提要在指出其迂阔、纰谬后，又云：“然校见闻较博，学术亦醇，故是集文律谨严，不失雅正，考据亦具有根柢，无忝于儒者之言。”
白沙学派是由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开创的，《崇仁学案》小序谓“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吴与弼），当为别派”。《学案》将陈氏视为阳明心学的先导者，对之颇加崇誉。《白沙学案》小序云：“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本传又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王守仁）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对于所谓陈学近禅的说法，黄宗羲坚决反对，认为陈氏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在《学案》“张诩传”中，黄宗羲又指出：“白沙论道，至精微处极似禅。其所以异者，在‘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而已。禅则并此而无之也。奈何论者不察，同类并观之乎！”《总目》对于陈氏，虽不否定其为豪杰之士，但又屡讥其学近禅。《白沙集》提要云：“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毁誉亦参半。……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白沙学案》小序对此派后学也赞誉有加，谓“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然观所列此派后学，在学术上实鲜有造诣深者。陈献章弟子中，为学宗旨与之较近者为张诩，《学案》引述陈氏之言，谓张诩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并称“观此则先生之所得深矣”。《总目》于《白沙遗言纂要》提要，则批评张氏之学比白沙更加近禅：“献章之学，当时胡居仁、张懋等皆以为禅，诩溺禅尤深，即献章亦颇訾之。”陈献章另一弟子贺钦，对陈氏虽极尊崇，但据《学案》，他曾言“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与陈氏为学宗旨颇异。《总目》之《医闾集》提要也指出：“钦之学出于陈献章，然献章之学主静悟，钦之学则期于反身实践，能补苴其师之所偏。……故集中所录言行，皆平易真朴，非高谈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诸奏疏，亦无不通达治理，确然可见诸施行。在讲学诸人之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文章虽多信笔挥洒，不甚修词，而仁义之言，蔼然可见，固不必以工拙论也。”陈献章三传弟子史桂芳，《学案》称“其学以知耻为端，以改过迁善为实，以亲师友为佽助。若夫抉隐造微，则俟人之自得，不数数然也”。可见其论学比较笃实。《总目》于《惺堂文集》提要，一方面称史氏“文章颇朴实，不为虚渺之谈”，另一方面又对其宗旨接近心学不无微词：“桂芳与罗汝芳、耿定向讲学，其语录称诵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谁画先天样子来，碧玉楼中闲隐几，十千川绕又山回’之句，为数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见。”
3.对河东、三原学派之评论
与推尊吴与弼适成对比，刘宗周对薛瑄被推尊为一代大儒颇为不满：“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间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为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铮铮一论事；景皇易储，先生时为大理，亦无言。”“然先生于道，于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学案》“师说·薛敬轩瑄”）黄宗羲不像乃师那样太过否定薛氏，《学案》援引薛氏不肯与三杨、王振交结等言行，说明薛氏是讲求气节的；同时，又引述他人非议薛氏之言，认为薛氏“尽美不能尽善”。对于薛氏的学术，黄宗羲也是既有肯定又有疑问。他指出，“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薛氏“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所著《读书录》大概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然多重复杂出，未经删削，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他还指出，“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黄宗羲之意，实际上是说，薛氏传世的文字，缺乏对心性的深入探讨与领悟。黄宗羲对薛氏以日光与飞鸟喻理与气之关系、以物与镜喻理与心之关系，也不同意，认为是“二之也”。《总目》对于薛瑄，则予以充分肯定，如前所述，在为曹端诸书所撰提要中，屡屡提及薛氏，认为“明初理学，以（曹）端与薛瑄为最醇”。在《薛文清集》提要中，又褒扬说：“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对于《读书录》，《总目》认为“其书皆躬行心得之言”。
黄宗羲在《河东学案》小序中指出，河东学派在传衍过程中变化不大，“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总目》对于此派后学之著作亦评论不高，如谓王鸿儒《凝斋笔语》“大抵皆掇拾旧说”，李锦《次麓子集》“多掉弄笔墨，无所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派中化出的“关中之学”。“关中之学”是从薛瑄的再传弟子周蕙开始，而关学的集大成者，是周蕙的再传弟子吕柟。《学案》对吕氏人品颇为称许，但对其学术则评价不高，谓其学“以格物为穷理，及先知而后行，皆是儒生所习闻”。吕氏不满于王守仁良知之说，认为“圣人教化每因人变化，未尝规规于一方也”，黄宗羲以为“良知是言本体，本体无人不同，岂得而变化耶”，指责吕氏之说“非惟不知阳明，并不知圣人矣”。《总目》对于吕氏的经学著作，大多亦有微词。如称其《尚书说要》“大抵皆推寻文句，虽间有阐发，亦皆以私意揣摩”；《礼问》“多循旧义，少所阐发”；《春秋说志》“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但是，对于吕氏的学术，《总目》颇为推许，尤其赞扬他斥责王守仁良知之说。如《泾野子内篇》提要称“柟师事渭南薛敬之，其学以薛瑄为宗”，“其践履最为笃实，尝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观于所言，可谓不失河津之渊源矣”；《泾野集》提要称“柟之
